庞大的需求人群，有限的器官来源……众多等待供体的患者和家庭在精神、肉体和经济上承受着巨大的折磨与压力。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主任委员陈实教授最近在上海向记者介绍说：我国亲属间活体器官移植的数量正呈现出较明显增长态势，在考验医疗技术水平的同时，也考验着人们的亲情。
作为我国仅有两家有资质开展心、肝、肾三大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之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１月１８日推出了亲属肾移植的宣传片《我的生命你的爱》，发放给门诊患者并在新华书店销售，开启了我国大陆亲属活体捐献宣传教育的进程。
图为安徽淮北矿区的一次肝移植手术
谢正义／图
１：１００，解决器官紧缺问题路在何方
我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能够开展心脏、肾脏、肝脏、肺、小肠、骨髓、角膜等各类器官移植。器官来源问题，一直是医学、伦理、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是临床医生和患者常常回避的话题。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器官来源主要有两种，即尸体和活体。
从２００７年５月１日起，《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正式实行，成为我国器官移植的权威法规，伴随着临床器官移植逐步走向正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器官移植手术数量也出现了一定的萎缩。
据中华医学会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大约有１５０万尿毒症患者，且每年约新增１２万人。通过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患者可以暂时维持生命，但要想提高生活质量，肾移植是最好的手段。由于外源肾的短缺，我国每年只能做４到５千例肾移植手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朱同玉教授告诉记者：“在我国，１００个有需要的病人中，只有一个有机会接受肾移植，希望是百分之一。”
与肾移植相似，各类移植需求者和供体间的比例大致是１００：１。
在无数人漫长甚至缺少希望的等待中，如何将“１”提高到２，甚至３……成为医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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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一个无奈的器官移植供需数字
来自福建的病人黄才棋与张宏涛有着同样的遭遇。２００５年他被确诊为肾衰竭。“得知自己的病情后，就马上做透析，一年下来花了６万多块钱，治疗我的病投入就像无底洞。”黄才棋无奈地说，家里把２００４年刚买的房子卖了，还欠了亲友一屁股债，“我做梦都希望能够早日进行肾移植手术，快点好起来，找份工作赚钱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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