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财政局2004年以来，仅支出过两起国家赔偿案件的费用，一起是法院的，一起是检察院的，金额在10万～20万元之间。而同期仅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国家赔偿案件就达100多件，两者之间相差50多倍。

    据重庆市财政局的相关人士介绍，1995年《国家赔偿法》施行以来，重庆市级财政一直没有把国家赔偿费用纳入预算。不是重庆“不守法”，而是申请核拨赔偿费用的国家机关太少，金额也很小，没必要专门做预算。

    一些基层行政机关以及司法部门的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指出，这种现象与实际情况相差很远，实际上很多赔偿费用已经发生，但是都没有到财政“报账”，而是通过单位出钱、部门出钱甚至私人掏钱的方式“私了”了。

    重庆市政府法制办与重庆市财政局联合进行的调查表明，2001年以来，重庆市公安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工商局和司法局发生过32件行政赔偿案件，金额近100万元，但赔偿资金来源都是“机关工作经费”或“单位资金”。

    ■为了保“位子”拼命捂“盖子”

    财政部门的人士透露，“私了”的资金要么是来源于单位的“小金库”，要么来源于罚没收入，或者变个名目打入工作经费，反正是各显神通，各级行政机关和司法部门每年究竟有多少资金用于“私了”，财政部门很难准确掌握。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陈彬说，国家赔偿“私了”现象的存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赔偿义务机关不愿意向财政申请核拨国家赔偿费用，根本原因在于害怕影响领导的政绩和单位考核，同时也逃避追偿责任，所以宁愿掏钱“私了”，也不愿意到财政报账。

    记者调查了解到，公、检、法等政法部门大多把错抓、错捕、错判作为考核基层单位的重要指标，国家赔偿案件超过一定数量，轻的可能年度考核不合格，重的领导可能“下课”。其初衷是希望借此提高基层单位执法水平、保证办案质量，可在实践中，却导致一些部门对国家赔偿能赖就赖，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下去就“私了”。

    2005年9月，重庆武隆县一农民被民警关进镇派出所，3个小时后死亡。派出所民警赶紧向家属提出“8万元私了”，后因双方赔偿价格又起争议而酿成冲突事件，“私了”的内情这才曝光。

    重庆市规定，市级机关年国家赔偿金额在50万元以上或个案赔偿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要向市人大常委会作出专题报告；对连续两年国家赔偿金额在50万元以上的市级机关负责人，人大代表可依法提出质询案或罢免案。

    一些基层政法部门的负责人向《瞭望》新闻周刊反映，这样的制度设计初衷是很好的，但在实践中却容易让国家机关更加害怕国家赔偿被“曝光”，因此宁愿部门掏钱，甚至个人掏钱“私了”。

    他们分析道，法院、检察院的领导难道会为了赔偿10万元牺牲个人的“政治前途”，在人大留个“案底”？通常就会有两种选择，一是尽量少赔，不要超过人大规定的“红线”；二是赔再多钱都“私了”，花钱买个平安，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

    除了怕被“问责”外，一些地方特别是财政比较困难的地区，没有预算经费用于国家赔偿也是“私了”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