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安徽省各大媒体均在显著版面刊出了“富人超生”的举报电话，此举引起了很大社会反响。据了解，当天就有30多条线索被举报到有关部门。

    当“超生游击队”似乎逐渐退出了人们的关注视线之时，另一个新的“超生阶层”又悄然兴起，他们凭借着较高的经济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公然与国策“叫板”。对这些加快脚步进入“超生新贵”行列的财富拥有者、社会“精英人士”，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难道真的“束手无策”？

    日前，安徽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布将向“富人超生”开刀。该省目前正在探索具体办法，以遏制日益蔓延的名人、富人超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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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人超生”：基本国策下的社会不公

    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推行后，在国家大局和法律、道德的几重约束下，大多数中国夫妇选择了只生一个孩子。然而，在国家计生政策并没有任何改变和放松的现状下，诸多名人、富人却公然挑战现行法规，堂而皇之地展示着自家的“兴旺人丁”。

    日前，有媒体报道湖南省计生部门对一位超生的矿长开出“三湘第一罚单”的新闻。据称，这位矿长从１９８７年到２００１年间共生育了三女两男，最终被下令征收社会抚养费１３０万元。在沈阳，自２０００年以来该市先后查处７００余例计划外生育案件，其中绝大多数是私企老板和个体经营者所为。有的歌星、球星也公然在公开场合谈论炫耀自己有几个子女。。

    除了富人、名人超生之外，在近年来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中，官员超生也屡屡发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如辽宁腐败官员夏任凡，原已有一女，又分别与妻子及家中保姆各生一个儿子。而安徽省的腐败官员刘俊卿竟然一口气生下了６个儿女。

    纵观这些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丰厚经济实力的名人、富人超生案例，不外乎是在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或社会关系，采取变通甚至造假的办法突破法律和政策界限，其特点可谓是隐蔽深、躲藏快，“高招”迭出：

    招式之一，和境外人士结婚或自己获得外籍，或者给妻子办多国护照，怀孕后到国外去生育二胎，有的则干脆移民到国外，生完孩子再回来；

    招式之二，反正有钱，只要能多要孩子，不心疼那几个“罚款”，只管财大气粗地缴纳社会抚养费就是；

    招式之三，在政策允许的生育二胎范围内，找到适合自己的漏洞加以利用，如伪造孩子先天性疾病的证明、利用高科技借腹生子、假离婚使多生合法化、花钱“买”二胎准生证等，实现所谓“不违法的超生”，让“按夫妻双方上一年度收入的３倍至４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和“不能获得各项社会荣誉”的相关管理处罚措施统统靠边站。

    长期以来，对于没有社会公职的人员，我国的超生处罚主要是征收社会抚养费。根据２００２年起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的相关规定：“不符合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但到今天，社会抚养费已成为现实中富人明目张胆超生的“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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