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７岁的何德才靠在重庆观音桥商业区的一个街角，双手抱着一根竹棒和一捆绳索，静静地看着眼前川流不息的人群，如同一尊毫不起眼的雕像。“棒棒，过来扛东西！”一个中年男子冲着他喊了一声，就像士兵听见了冲锋的号角，何德才一下从墙角弹了起来，飞快地跑到那名男子面前，满脸笑容地问：“老板，要担哪样东西……”

    像何德才这样，在重庆被称为“棒棒”的进城农民工遍布大街小巷，人数多达１０万人以上。他们靠为别人搬运货物、出卖体力为生。由于肩扛一根竹棒，因此被当地人称呼为“棒棒”。重庆山高坡陡的地形使他们很有市场－－如果你搬运任何东西感到吃力，只要一声召唤，“棒棒”都可以肩挑手提地帮你送到家，甚至包括背老人上医院。“棒棒”几乎成了重庆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符号，一部反映他们生活的电视剧《山城棒棒军》也在国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当‘棒棒’靠的是体力，再干几年就干不动了，老了该咋办？”何德才已经感到年岁不饶人，对于将来，他最担心的就是养老问题－－这样的忧虑几乎藏在每个山城“棒棒军”的内心。重庆市有关部门的调查表明，重庆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不足２％，个别区县甚至不到１％，绝大部分建筑、化工和装备制造企业均未为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无用工单位、流动性更大的“棒棒”更没有任何保障。

重庆约有10万“棒棒”穿行在大街小巷 新华社记者 黄豁 摄

    农村与城市：何处是归程？

    在重庆当“棒棒”的几乎都是来自各地的农民，因为这样的苦活、累活城里人想干也干不了；他们８０％以上的人没有念过中学，除了出卖自己的体力外，一无所长；他们常年游荡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却很难融入繁华的城市。

    来自在三峡库区的李正权在重庆当“棒棒”已经１０年，现在每个月收入约有９００元，每月寄５００多元回老家。前几年，由于种地基本不挣钱，甚至还可能亏本，老家的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全部到城市打工，留在家里的都是儿童、老人。“农村现在基本就靠打工收入，家里人就盼着这些钱过日子”李正权说。正是这种“出去才能挣钱”的信念支撑着一波又一波的农民到城市打工，即使当最苦、最累的“棒棒”也要出来。重庆是西部重要的农民工源头，３１００多万中有６００多万农民常年在外务工，在一些区县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是当地财政收入的１０倍以上。

    在城市打拼了１０年，李正权的生活仍然过得很艰难，每天开支不超过１０元钱，和同伴睡在小区角落的简易出租房。碰上好心的“大老板”多给他２元钱，他会高兴上大半天，而被他称为“大老板”的人，可能是一个买菜回家需要“棒棒”挑上楼的家庭主妇。虽然生活艰难，但他还是觉得城市好，应该从农村出来，“在农村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永远没有机会；城市再苦都比农村好，没人想回去。”

    对于“老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李正权和同伴都不愿意去想，一般来说，超过５０岁就意味着“棒棒”生涯的终结，城市不是他们的家，农村生活也离他们越来越远，似乎哪都回不去。中国农村传统的养老方式一是靠家庭，二是靠土地，但目前这两种方式都面临着危机。由于几十年实行计划生育，有的农村家庭要赡养三、四个老人，加上抚养子女，负担很重，使家庭养老难以继续。中国农村承包地的划定是在１９８４年，其后实行了减人不退、增人不补的政策。二十多年来，农村新增了不少人口，由于害怕计划生育罚款，一些农村还存在不少“黑人”，因此，目前农村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承包地。

    接受记者采访的“棒棒”普遍表示，在城市呆久了，回农村根本不习惯，地都不会种了，没有人愿意回去，就算老了也要呆在城市，“城市总有一条活路”。因此，一些年老的“棒棒”就在城市拣垃圾、收破烂为生，儿女都在东部沿海打工，也无法照顾老人。

重庆爬坡上坎的“山城”地形给出卖体力的“棒棒”提供了市场。 新华社记者 黄豁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