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女杨丽娟不上学、不工作，13年全职“痴追刘德华”，父母为其倾家荡产，甚至想到了卖肾；如今，见到了刘德华的杨丽娟，不满足于只与偶像留影纪念，仍然期望“私下见面”。3月26日，其父在香港跳海自杀，留下的遗愿仍然是“希望刘德华再见女儿一面”。

    追星追到今天，没能收获追求偶像的快乐，倒是酿就了父亲蹈海的人间悲剧，甚至至死执著——这是一个何其“疯狂”的追星家族！读到这样的文字，让人不免内心震颤。有网民说，这只是极端个案罢了，天下不可能再出来一个“杨氏父女”。的确，我们无法否认个人偶然因素在悲剧中扮演的角色，但想想此前武汉女歌迷为思念谢霆锋的跳河寻死，想想17岁的偏瘫歌迷周枫为周杰伦走遍六省、最后吞下30粒安眠药……我们知道，“偶然”已经不是我们掩耳盗铃般逃避的借口。与其说杨父的自杀演绎着一个家庭的悲剧，莫如说这个家庭的悲剧，正在成为一个泛娱乐化时代偶像迷离的沉重注解。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偶像。但比起贴贴大头照、听听录音带，今天的“粉丝”与偶像之间的距离似乎越发地近了。由于现代通讯技术提供的便利、公共传播的无处不在，“互动”与“炒作”理念，造就了疯狂的“滚动”效应。而裹挟在“滚动”雪球上面的，却丝毫不乏“流行的糟粕”：明星吃什么、穿什么、甚至嗲声说话，都成了模仿的内容……正是一块带有必然性因素的社会土壤，才培育出一个极端的家庭悲剧；这个“怪胎”的出现与我们的社会母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生活在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打造偶像、专业炒作，正成为一门兴旺的职业；而一些明星也乐于用媒体来粉饰浮华，引领并忽悠着庞大的粉丝团，来彰显自己“有影响”的力量。作出一个“爱我之前请自爱”的表态很容易，不容易的是担起公共的责任，而不是助推泛娱乐泡沫的积聚。无论是沉迷在明星浪漫光环之下的孩子，还是让自己好像有几分姿色的孩子不停去选秀的家长，其实都在成为泛娱乐社会里一颗悲哀的棋子。

    严重的教育缺失，也是让追星走上极端的一大因素。父亲自杀后，杨丽娟宁愿见偶像，都不见她父亲的尸体，这实在让人震惊。应该说，在杨丽娟的身上，无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尽管不长）、社会教育都是失败的，但在我们的身边，深受教育偏失之害的只是杨丽娟吗？大众媒体恐怕也难辞其咎。应该说，这一代孩子成长于公共传播、影视文化的环境中——他们极易被明星的光环冲昏头脑。然而，我们的社会并没有给孩子提供应有的精神营养：为了金钱，忽视并抛弃应有的社会责任，低俗当卖点，恶搞当有趣，煽情、挑逗……一味迎合粉丝的需求，一味粉饰明星的浮华。

    不错，杨家的悲剧是个人的极端——但任何极端，都是把一种现象撕裂来给人看，正是我们的浮躁的社会，提供了一块走极端的土壤。今日杨家的悲剧，从社会的角度或许也有积极的一面。最起码，它给了我们当头棒喝，给了我们从泛娱乐的浮华中细细反思的机会。无意放大一个家庭的悲剧，但我们深深知道，偶像迷离、丢掉信仰不啻一场文化的危机。年轻一代，是未来社会的主导，今天主导社会的成年人，有责任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健康的精神土壤——穿过当下这个泛娱乐化时代的迷离，已经不容我们有丝毫的懈怠。(毕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