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登芳是甘肃康县阳坝镇党委书记，近一年来，解决撤乡并镇后各村老百姓生产、生活出现的新问题，成了她的头等大事。

    康县阳坝镇原本具有５０４平方公里，１．６万人，在撤乡并镇中，将相邻的太平乡合并过来。太平乡１００平方公里，２６００人，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偏远小乡镇。“合并之后阳坝镇距离最远的村约６０公里，而且全镇有５个村不通路、不通电、不通电话。偏远地区出现了行政管理和群众生产、生活成本提高但管理服务能力削弱的矛盾。新的政策下达到村，信息再上传到镇需要一个星期。居住偏远的群众到镇上办事，单趟就要跑三天”，杜登芳说，边远村社的老百姓无法到集镇购买或销售农产品，一瓶集镇上能卖十元的蜂蜜，往往两块钱在村上贱卖。

    在甘肃、四川、重庆等西部省市，像阳坝镇这样因机构改革出现边远地区管理服务弱化，群众生产生活边缘化的乡镇并不少见。当地基层干部群众呼吁，乡镇撤并不能简单考虑人口多少、面积大小，经济总量，基础条件等，而要充分考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受影响。

    “减法”的后遗症

    乡镇减少、机构减少，干部减少的“三减”是乡镇机构改革带来最显而易见的变化。

    机构改革中，甘肃省陇南市撤消乡镇４７个，乡镇总数减少了２０％，乡镇领导职数从过去平均１２人，减少到目前的８人。四川省南部县撤消了１２个区委、区工委，撤并了６个乡镇，乡镇减幅达７．７％，精简乡镇领导职数比例１９％。四川省苍溪县将原来的６５个乡镇减为３９个，乡镇行政编制精简１２．６％，乡镇领导职数减少４１％，事业单位人员减少６４．６％。通过精简，苍溪县一年可减少财政直接支出１６６０多万元，仅乡镇领导电话补贴就可节约６０多万元；撤消部分办事处和乡镇后，减少了危房改造和修缮支出，乡镇新增债务减少。但很多乡镇干部认为，衡量乡镇改革成功与否，不仅要看精简得如何，更要看乡镇的执政能力是否得到加强，在做＂减法＂的同时，眼下还有很多＂加法＂亟待去做。    

    记者在甘肃陇南市的武都、宕昌、康县、徽县采访时发现，一些乡镇因为地处偏远，管辖地域大，群众居住分散，自身财力非常有限，乡镇运转面临着缺钱、缺人、缺手段等很多困难，严重影响了管理和服务职能的发挥。

    武都县桔柑乡农民的居住范围从海拔７００米的川坝区到海拔１７００米的半山区，最远的行政村距离乡政府１５公里，最远的自然村距离乡政府２２公里，同一个行政村不同的自然村之间有的相距六七公里，而且山路只能通吉普车和农用车。桔柑乡党委书记吕红菊说，现在偏远农村各种纠纷越来越多，但信息传递很慢，一旦不能及时掌握化解矛盾，就可能酿成大乱。

    据记者调查了解，因为财政困难，陇南市多数乡镇的公用经费奇缺，目前９０％的乡镇没有配车，只能靠干部骑摩托或者临时租车甚至步行，乡干部下乡经常一天也转不完一个村，乡镇干部经常为此自己贴油钱。从２００５年开始，甘肃省给每个乡镇每年补贴１０万元公用经费，用于保乡镇运转。这一被很多乡镇干部称为是＂雪中送炭＂的德政工程，远远不能满足乡镇的实际需求。记者在宕昌县新城乡了解到，新城乡每年仅取暖费就要花去１万元，完成报刊征订等指标要花１万元。而建示范户、样板田都要花钱，就连给外出打工农民搞培训也要补贴误工费。至于农民最盼望的修路、架桥、饮水等以公共服务为主的基础工程，如果从上面要不来钱，仅靠乡镇自身财力根本无力实施。

    “减法”之后，有关教育、发展等民生的新问题随之而来。记者从重庆市合川区钱塘镇了解到，由于部分学校随乡镇撤并而停办，现有学校寄宿能力不足，不少学生每天需步行近十公里上学。重庆合川区部分干部认为，西部边远地区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很低，群众生产生活的诸多要素基本上还是围绕乡镇配置，乡镇不仅担负政权管理职能，还担负着集聚资源的功能。在社会化、市场化还没有完全跟上的时候，行政建制的撤消，再伴随学校、医院、邮局、防疫、金融等单位的撤并，会造成那些本来就很偏远的乡村被社会遗忘，群众更加难以共享发展的成果。
    被撤并乡镇国有资产管理困难、未来的投资机会偏低等也引起一些乡镇干部担心。四川广元等地撤并乡镇的闲置办公场所只有少数改做养老院或租给返乡创业农民，因缺乏改造资金，利泽乡、合隆镇等地的乡镇办公场所长期闲置，造成国有资产浪费。三省、市的基层干部认为，现在国家许多针对边远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都是以乡镇为对象，被撤并乡镇类似的投资机会随之丧失，这样就更加造成贫富不均，拉大差距。康县阳坝镇党委书记杜登芳说，乡镇改革是要做精简机构，减少职数，撤并乡镇，减少开支等减法，但同时应该有利于群众尤其是边远群众享受到更有效的管理和服务，要兼顾效率与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