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样的现象，在现在的农村已不鲜见。就是在段集乡当地，有的人满不在乎地向记者说，那“脱衣舞”去年已经演过一回了。无论是舞者、观者，对此都并不遮遮掩掩，甚至还有一丝不以为然。

    正是这种“坦然”，让更遥远的“旁观者”，感到火辣辣的难堪。

    毕竟是河南，中原文化的发祥地，很多中国人感觉温柔敦厚的精神家园之一；毕竟是在民风淳朴的乡村；毕竟是在诞生了“俺爹俺娘”的农民中间——发生了这样令人难堪的一幕。试想，同样的一幕，会公然出现在京沪等大都市吗？倘若出现，会有那种集体无意识般的“坦然”吗？

    但是，这份“坦然”，究竟让谁汗颜？恐怕不应只是农村和农民。

    让各级领导和专家们焦首煎心多年的“三农”问题，多半集中于经济领域。事实上，“三农”中的文化困境，与经济困境一样，画出一样的问号：温饱之后的农村，拿什么来填补巨大的精神空白与文化真空？

    在我国，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本就不高，而文化投入又偏重于城市。据权威部门披露，以２００３年为例，文化事业费中城市占７１．９％，农村占２８．１％；文化事业费中东中部地区占７８．３％，西部地区占２１．７％。

    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似乎成了被主流文化遗忘的角落。以农民热衷的电影为例，农村题材影片在８０年代极为红火之后，便日渐衰颓，只能靠些许政府的专项资金资助勉强维持，却难以走向电影市场，也就更难让农民目睹。甚至连那些哀叹没有观众的地方戏曲，似乎也只知寂寞地相忘于城市，却疏离了滋养它们的故乡，正规戏曲团体很少眷顾黄土地上的父老乡亲。由此不难理解，一次“三下乡”活动，甭管是送书还是送戏、送电影，都成了乡村难得的节日。

    农村文化的贫困，依然得不到根本改善；农民的寂寞，仍如野草般疯长，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便被一些人紧紧盯住，不分青红皂白地倾倒着文化垃圾。久而久之，由新奇、羞涩而司空见惯，我们的精神家园就可能这样令人难堪地渐渐失守……

    环顾黄土地，这样的难堪，还在经常上演。当然也有欣慰，中央高度重视农村的文化建设，发了专门文件，也加大了投入。同时我们热情寄望于“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寄望于正在召开的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寄望于他们“关心群众疾苦，体察人民愿望，把握群众需求”，为亿万农民创作，让文化垃圾无处立足……

    这会是相当艰难的过程。但如果不能正视农民的文化需求，可能会有更多苦涩的难堪。（李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