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过劳死”、“疑似过劳死”事件屡屡发生，其阴影开始从知识分子渐渐蔓延到其他人群特别是农民工身上，成为一个颇受人关注的社会话题。
工人“过劳死”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最常见的就是超时劳动。当超时劳动处于不得不接受的状态时，身体再棒的人也会出现类似金属“疲劳断裂”的结果。
应当说，我国劳动法对劳动时间的规定是明确的。《劳动法》第41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现在问题是，超时劳动常被称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企业老板遭质疑时，往往会坦然辩解：“他们是自愿加班的，因为有加班费嘛。”
这是一种颇具迷惑性的借口。当面临劳动力严重过剩这样一个基本现实时，能获得一个岗位就成为解决生存的首要之举。因此，工人接受超时劳动，基本上都是无可奈何。特别是对低技术含量岗位的农民工而言，只有加班才能获得略微多一点的工资。你不加班，别人会加班，同时，雇佣方往往还会依仗着愿意加班的人多，把不愿加班的人排挤出企业。
生存权是人的最根本权利，而生存的持续是必须以劳动来支撑的。面对超时劳动，维权者的最大困惑是：有没有勇气冒着“丢饭碗”的风险来拒绝。
劳动者是微薄、分散的个体力量，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根本无法对抗用人单位。因此，劳动者维权的根本出路在于政府强化对用人单位的监管，而不是靠劳动者个人的努力。一方面，劳动监察部门应该加大监察力度，使得那些企图通过提高劳动强度来获得非法利益的企业有所顾忌，使他们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高代价；另一方面，一定要强化工会组织在劳动者维权过程中的作用，工会的力量强大了，劳动者维权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