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发达、流动人口集聚的江苏、浙江和广东省，外来务工者的权利诉求能否合理实现已成为影响当地社会能否和谐的重要因素。新华网记者近期在这三个省份调研时发现，外来务工者对权利的诉求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经济层面，他们迫切希望在例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一些基本政治权利上能获得平等对待，从而畅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利益诉 求渠道，但是正如外来务工者在主张平等经济权利时碰到的重重障碍一样，他们在主张政治权利时也面临许多观念和制度困境。

　　三省联合问卷调查显示：过半数外来务工者没有选举过人大代表

    记者近期在广东省广州市、浙江省义乌市和江苏省南京市邀请了90位外来务工者参与"基本政治权利行使状况"的问卷调查，这90位外来务工者均是在当地已打工三年以上，且年满18周岁应该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基本政治权利，学历从小学到大学本科不一，其中义乌市还是全国唯一一个探索"流动人口政治权利异地实现"的城市。从问卷调查情况看：

    一、大多数外来务工者没有行使过人大代表选举权。在设定的"您选举过人大代表吗？"的问题中，59·1％的人选择"没有选举过"，另有40·9％的人选择"选举过"。（见图表一）

    二、绝大多数外来务工者知道自己有权利选举人大代表。在设定的"您知不知道您有权利选举人大代表？"的问题中，84·3％的人选择"知道"，只有15·7％的人选择"不知道"。（见图表二）

    三、绝大多数的外来务工者有参与选举人大代表的迫切愿望。在设定的"您愿不愿意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的问题中，有56·8％的人选择"非常愿意"，有35·2％的人选择"愿意"，只有8％的人选择"不愿意"。（见图表三）

    四、大多数外来务工者希望在打工地行使选举人大代表的权利。在设定的"您希望在家乡委托亲朋代为选举人大代表还是自己直接在打工地参与选举？"的问题中，55·2％的人选择"直接选举"，14·9％的人选择"委托选举"，29·9％的人选择"无所谓"。（见图表四）

    五、绝大多数外来务工者希望能够在当地参政议政，行使政治权利。在设定的"您希望参与当地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吗？"的问题中，76·1％的人选择"希望"，4·5％的人选择"不希望"，19·3％的人选择"无所谓"。（见图表五）

    六、在设定的"假如您的利益受到损害，您通常找谁反映？"的问题中，60％的人选择找"政府"，27·1％的人选择找"人大代表"，12·9％的人选择找"老乡"。（见图表六）

    　学者和民工代表会诊问卷

    记者邀请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法学教授林来梵、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已当选义乌市人大代表的外来务工者邓如如共同解读分析这份抽样调查问卷。

    林来梵：这份问卷至少反映出三个层次问题：一是绝大多数外来务工者有权利选举人大代表但没有行使过权利；二是绝大多数外来务工者有参与当地政治生活的热情，但这种热情目前没有有效的释放渠道；三是目前"委托投票"的制度设计使得外来务工者行使基本政治权利呈"空壳化"现象。我认为"委托投票"并不适合大规模人口流动的社会状况，因为大量流动人口在异地生活，从事非常艰苦的劳动，可能没有时间或心思去委托投票，而且流动人口的个人利益与原籍地脱离，也影响了他行使政治权利的积极性，再者委托投票和直接投票相比，不仅成本高，而且不方便，所以进行选举制度的创新是基于客观存在的现实而必须进行的改革。

    宋林飞：这份问卷调查有一个点选在浙江义乌，那是全国唯一一个正在探索外来务工者政治权利异地实现的城市，所以在问卷中，还有一部分外来务工者选择"选举过人大代表"，如果问卷点不选在义乌的话，没有选举过人大代表的外来务工者比例还会上升，情况会更严重。据我了解，外来务工者的政治权利实现不多，政治是经济利益的具体体现，给外来务工者在打工地行使政治权利的机会，他可以进行利益诉求，政府也有更多的机会倾听到他们的呼声。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平等要互动。

    邓如如：很多像我一样的外来务工人员远离当地的政治，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无法实现的，这正如问卷调查所反映出来的，很多外来务工者对"委托投票"不感兴趣，但这并不是说外来打工者没有行使政治权利的愿望，他们生活在打工地，有很多的话想说，很多的事想做，他们的要求其实是很低的，给他一点，他可能给你很大的回报。

    

7名外来务工者成为义乌大陈镇十三届人大代表。（来源：人民网）

5名外来工人大代表的喜与忧

    记者在浙江省义乌市了解到，早在3年前的县乡两级人大选举中，该市就首次给外来工分配人大代表名额，在76万外来人中选举产生了市人大代表11名，乡镇人大代表7名。此举受到社会极大关注。在与其中的5名人大代表座谈时，记者深刻体会到流动人口群体对利益诉求渠道的渴望。以下是对话摘要：

    记者：你们还记得当选时的感受吗？

    代表：当然记得。选举的地点是在一所学校的操场上，虽然下着大雪，天也很冷，但前来投票的外来工仍然很多。许多人多年没有经历这样的选举了，所以都很兴奋。当得知自己当选时，竟一下子呆掉了。在异乡当上人大代表，家乡人都为我们高兴，老家的媒体也赶过来进行现场报道。当选后，家乡的县委书记也鼓励我好好工作。

    记者：当选人大代表后，你们最关注的是什么？

    代表：我们是外来人员选举出来的，当然要关注他们的事情。已召开的两次人代会，我们共递交提案23件，大到外来工的子女教育、住房、工资发放、素质提高、权益维护等问题，小到民工小区的路灯安装、公交站点设置。这些问题后来都解决得比较好，与人大代表参政议政是分不开的。

    记者：怎么看你们作为人大代表的价值？

    代表：说实话，在企业工作很忙，平时难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社情民意。但由于有我们10多名代表的存在，政府和外来工之间就有了一个正式的沟通通道。尽管外来工目前的权益维护还不够充分，但有人大代表"撑腰"，他们的心里还是塌实了许多，与政府对立的情绪也少了些。在两者之间，我们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

    记者：作为人大代表，你们最担心的是什么？

    代表：有两点：一是担心我们的履职能力与外来工的期盼形成反差，从而损伤他们对这项制度的信任；二是担心哪一天这扇打开的"门"再次对我们这个群体关闭，挫伤了刚刚拾起的"平等感"。

    "星星之火"为何难成"燎原之势"

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一些制度必须予以配合，包括选举制度。（来源：人民网）

    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宋林飞认为，当前沿海发达地区的社会特征出现明显错位，一方面流动人口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他们又很难平等地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形成了巨大的"利益差"。但由于"话语权"的不对等，外来人口的利益表达往往只能取决于当地政府的开明程度。记者的调查也正好应证了专家的观点。以浙江义乌和广东东莞两市为例，义乌外地与本地人口之比是1.1：1，东莞更是600万对100万，人口结构严重倒挂。但选举开口子的是义乌，而东莞至今拒绝这样做。主要还是本地人的"守土"思想在作祟，担心外地人进入决策层或权力机关后分享"权力资源"。对待外来工政治权利的态度不一样，带来的社会情绪也就不同。据两地工会统计的结果显示，义乌市的劳资冲突要比东莞市少得多。

    异地选举存在技术难题。义乌市人大副主任楼林禄介绍说，有三个不利因素需要注意：一是代表名额分配难。按照有关法律，义乌市人大代表的名额是295名，是依照户籍人口设定的，无法突破。11名外来工人大代表挤占的是本地代表名额。二是选民资格认定难。外来人口的资料在户籍地，而流入地与流出地又缺少必要的沟通机制，这给选民的资格认定带来了麻烦。义乌市发出的关于选民资格认定的相关材料，很少得到回复。三是流动人口的流动性也增加了选举的成本。义乌市选出的18名市镇两级人大代表中，已有3名代表"不辞而别"。

    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林来梵认为，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一些制度必须予以配合，包括选举制度。特别是流动群体本身已经产生了在当地参政的要求。委托投票的选举制度有合理性，但在大规模人口流动时代，渐显不适应性。当前，对流动性的公民，可考虑建立在通常居住地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制度。能在通常居住地参加选举，当然也就可以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外来务工者也就有了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