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没半轮红，鹤飞千百点"的旖旎奇景成为鄱阳湖生态的真实写照。当前又是候鸟云集鄱阳湖之时，调查显示，去冬今春以来鄱阳湖越冬鸟类８２种，共计３１．５万只。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达近６万只，约占鸟类总数的近两成。我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成为了世界研究候鸟的重要基地，也是世界最重要湿地生态系统。

    但鄱阳湖生态成就的背后却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以牺牲１２年的生存权作出了默默的贡献。为建立鄱阳湖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江西永修县一批农垦职工将渔场转让给了候鸟保护区。但这批为我国生态保护作出巨大牺牲的群体却因身份不明，十二年来无法得到妥善安置。这些已沦为"生态难民"的职工生活极其困难。在众多候鸟蜂拥鄱阳湖之际，这批"生态难民"又面临着要湿地候鸟还是要生存的艰难抉择。

人给鸟腾地，农垦职工成"生态难民"

    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候鸟理想的越冬地，地处我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西北角，位于江西省永修县境内，１９８３年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１９８５年晋升为国家级，主要保护对象为珍稀候鸟及湿地生态系统。

    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刘生彬告诉记者，保护区刚建立时是个空架子，对鄱阳湖任何湖泊都没有管理权。湖区渔民冬季在各个湖泊放水捞鱼，导致大量候鸟因水干缺乏食物死亡。即使在鄱阳湖自然保护区１９８５年被晋升为国家级这种严重的"人鸟争食"状况也没改变。迫于当时舆论压力，１９９２年江西省将鄱阳湖中九个湖泊管理权划拨给保护区管理局，并严禁冬季放水捞鱼。其中大湖池和沙湖分别属于当时省属农垦部门恒丰垦殖场和县级的永修县永丰垦殖场的渔场。这两个渔场连人带湖一并划入了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刘生彬告诉记者，这批农垦职工包括家属共３００多人都是靠鄱阳湖生活，湖泊划入保护范围后，这些人彻底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而保护区管理局自身无任何经济来源。地方政府也认为这批人已划离地方不能够纳入当地的"低保"范畴。这些农垦职工变成了典型的"生态难民"：保护区管不了，地方政府不愿管，生计没来源。记者发现，这批"生态难民"年龄偏大仅平均工龄就达２７年，约半数人员年龄在５０岁以上，缺乏重新工作的技能。"年纪大了，体力活干不动，技术活又学不来，给人家看门都不要"，原大湖池渔场职工７０岁的顾广海从女儿借来米后对记者说。

八十七岁老人参与工龄卖断，生活彻底失保障

    经过十年反复集体上访反映，２００２年年底江西省政府借用企业改制的办法，对这批农业工人进行身份置换。但原沙池渔场职工反映，这次卖断身份极低，每年工龄只有４００元，而且不进入社保,更不可思议的是十多名七八十岁的老职工也参与了工龄卖断，年龄最大的竟然有８７岁，没有退休金。而当地永修县企业改制中，每个职工的一年工龄都有５００元，还进入社保。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这些职工接受了这个残缺的身份置换计划。

    但这次卖断将这批难民最后一点希望和保障都卖断了。由于缺乏可靠生活保障，两年时间遗留下的一点工龄卖断补助也都陆续用完，这些老弱病残的"生态难民"生活极度艰难。记者日前来到这些"生态难民"居住点，发现到处是低矮的小平房，一些房屋竟然还没门窗。年龄越大的职工家里越穷困，一些老职工家徒四壁，寒冬腊月睡床还摊着凉席，一些职工几个月没有偿过一丁点肉，常年稀饭煮红薯。在恒丰垦殖场８７岁的老职工万匠根家，小平房里空荡荡，十几只小红薯散落在破木桌下。自身份被卖断后，万匠根失去了最后的生活保障，眼看最后一点补助金也快用尽，他拄着拐棍去拾破烂，不慎摔断了腿，花去七八千元医疗费，用掉了最后一点身份卖断补助。见到记者时，万匠根正裹着一件灰色的破大衣吃红薯煮稀饭："这是亲戚送来的红薯，（家里）米已快吃完了。"万匠根８０多岁的老伴含着眼泪告诉记者，"几个月没有吃点肉了"，民政部门每个月一人给５０元还不够买柴米油盐缴电费。为补贴家用，４４岁的小儿子在湖南打工采矿，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份发生事故身亡，造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

    由于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这批"生态难民"抗御生活风险能力极低，造成一人病倒拖垮多个家庭的局面。２００４年５月恒丰垦殖场４０多岁的左帮颜乘摩托车发生严重车祸，医药费花了７.２万元，不仅将同是"生态难民"的母亲、弟弟、弟媳妇、爱人以及自身的身份卖断补助全部用完，还欠下了大笔债务。左帮颜十分愧疚："为了我拖垮了三个家庭。母亲年纪大动不了，就指望这点卖断身份的补助，家里本身就十分困难弟弟也雪上加霜。"为偿还债务，左帮颜的妻子带着中途辍学不满１６岁的女儿外出打工，留下的是家徒四壁，寒冬凉席铺床。

    原大湖池职工顾广海回忆，原来的大湖池是个聚宝盆，渔业年产量７０万斤，工资有保障，每年都可上缴打笔利润。５４岁的老职工叶远俊说，成为了湿地和候鸟，我们让出了自己的生存之本，为候鸟保护作出１２年的贡献，却落得如此下场，让人十分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