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艺人的似水流年：昔日名角名旦 今天“讨口要饭”
新华网四川频道 记者侯大伟 黎大东
他们曾经是活跃在舞台上的“明星”，３０多年来，他们演出了《杨八姐智取金刀》《杨门女将》《木兰从军》《拉郎配》《天国春秋》等２００多个历史剧和《红岩》《刘胡兰》《红灯记》《沙家浜》《血泪仇》等８０多个现代剧，高峰时期平均每年演出２００余场次，备受当地观众的喜爱和欢迎。
而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住着简陋的房子，四处帮别人打工“讨口”过日子，有的艺人甚至拉起了三轮、擦起了皮鞋、补起了铁锅……
往日的风光与今天的没落、艺人的洒脱与生活的窘迫所形成的巨大的反差，让这群艺人倍感失落。近几年来，在他们中已经有２人自杀、１人饿死、７对夫妻遭遇感情变故。
昔日名角名旦 今天“讨口要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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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团的舞台美术邓永吉现在靠补鞋配钥匙为生。新华社记者侯大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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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川滇交界之处的四川省高县自解放后就因文化工作开展的好而多次被省政府和地区授予“省地文化工作先进县”的称号。这其中自然少不了“高县川剧团”的功劳。据当地编撰的《文史资料选辑》，高县第一个川剧组织——“高县音乐社”成立于１９０１年，解放后经过重新组建改称为“高县川剧团”。从剧团成立开始至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剧团的演员换了两三茬，但剧团以及剧团的演员和川剧一样在当地兴盛不衰，受到群众尤其是农村群众的热爱。
李庆南（高县川剧团最后一任副团长、国家三级演奏）：３０多年来，我们演出的剧目近３００个，每年平均演出２００余场次，１９７２年，剧团排演的现代剧《杜泉山》（即是后来的《杜鹃山》）连续一个月上演了４０余场。我们中许多演员虽然不能和现在的电影明星相比，但在当地也是很受老百姓喜爱的。
１９９２年，高县川剧团将我国著名文艺家阳翰笙的剧作《天国春秋》编排成川剧搬上舞台，并在成都进行了多场演出。对于一个小县城的剧团来说，能携自己编排的川剧到成都这个西南大都市进行演出，已经是一个骄人的成就了。回忆起当年，李庆南还是显得有些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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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段帮华一家三代４口人住在这间３０多平方米的宿舍里，现在他靠蹬三轮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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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县川剧团最后一任副团长李庆南拿着剧团当年的剧照说，３０多年来，我们演出的剧目近３００个，每年平均演出２００余场次。我们中许多演员虽然不能和现在的电影明星相比，但在当地也是很受老百姓喜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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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南：我们在成都演出的效果非常好，上座率不低于省上文艺团体的商业演出，阳翰笙还专门从北京发来贺电，并邀请我们到北京参加演出。但由于经费问题，北京演出未能成行。
高县川剧团由于经费紧张而未能借《天国春秋》进入北京演出市场，似乎正预示着传统剧种在传统文化产业理念下的必然没落。改革开放不久，全国大大小小的传统剧团和剧种在新式文化消费形式“蚕食”下，节节后退、举步维艰。
李庆南：自从剧团在成都演出之后，就没有再排过其他剧目，也没有再进行任何演出了。剧团和剧团的演职员生存状况日趋窘迫。１９９９年，由县文体局报经县委同意把剧团仅有的有形资产剧场拍卖处理，高县川剧团正式解散。
解散后，原来川剧团的演职员生活状况迅速恶化。不少曾经风光无限的演职员如今为了生计不得不四处“求佛”。
李春雨（４７岁，剧团演奏人员）：不少职工为了生计，四处求人帮忙。有的给人蹬三轮、有的上街补铁锅、还有的提着小箱子流浪街头擦皮鞋。我的状况还好一些，朋友帮忙，让我给他开出租。其余的时间，就组织了一个铜管乐队，逢庆典、开业、红白喜事等，给人家吹吹打打，赚两个小钱。
严增秀（５７岁，国家三级演员）：我在川剧团干了３８年了，剧团解散之后，为了生计在街上卖过小吃、卖过米，现在老公生病在家需要照顾，儿子从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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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演员严增秀拿着自己年轻时与其他演员的合影对记者说，我们都很热爱川剧，我经常做梦都是在演出。但现在道具也没有了，场地也没有了，县上搞文化下乡，也从不会想起我们这些人。 |
毕业出来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家里已欠债高达４万余元，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李庆南：我以前还干过挖煤工，现在在县里帮小舅子经营一个文化用品商店，每个月２６０元钱。爱人也是剧团演员，在一个加油站打工，每个月３００元钱左右。现在家里用什么都很节省，洗脸水都不敢乱倒，要留着冲卫生间。
往日的风光与今天的没落、艺人的洒脱与生活的窘迫所形成的巨大的反差，让这群艺人倍感失落。近几年来，高县川剧团已经有２人自杀、１人饿死、７对夫妻遭遇感情变故。
李庆南：５０多岁的老艺人李光明也是国家三级演员，长期患病，剧团解散之后，没有组织关怀，也没有经济来源，经常向人借钱卖药，最后对生活极度失望于１９９７年跳河自杀；２００１年下半年，４０多岁演员张大云又从剧团宿舍楼上跳楼自杀，死后连火化费都没有，是县公安局长与民政局联系，免费火化的；另有一个老艺人胡锦坤，６０多岁，长期瘫痪，１９９５年的一天，被发现死在自己宿舍中，到了医院检查，医生说，他胃里一粒米也没有，是饿死的。从剧团解散到现在，已经有７对夫妻离婚了。虽然他们离婚不能说就是剧团解散、经济压力太大的原因，但是剧团解散之后，大多数艺人演员在现实面前，的确显得无所适从。
剧团人员：我们不是被市场淘汰，而是被体制抛弃
在以市场为导向改革的今天，没有市场的文化演出团体走向解体既符合市场化改革方向，也是提高文化产业自身实力的内在要求。高县川剧团的诞生、发展和兴盛都是处于我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以后，剧团不得不面对文化产业的市场化竞争，他们同全国各地的传统剧团一样面临着各种新式文化消费形式的巨大冲击。从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９年剧团解体，高县川剧团没有再演出过一场川剧。但剧团的演职员们却并不认为他们是被文化市场所淘汰，而是被体制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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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国家三级演员李光明的剧照。李团长介绍说，他长期患病，剧团解散之后，缺少组织关怀，也没有经济来源，经常向人借钱买药，最后对生活极度失望于１９９７年跳河自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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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演员张大云的剧照。李团长介绍说，２００１年下半年，他从剧团宿舍楼上跳楼自杀，死后连火化费都没有，是县公安局长与民政局联系，免费火化的。 |
李庆南：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是从小学艺，然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据政治宣传任务整天上山下乡地演出，现在突然把我们这些大半辈子为党宣传事业鞠躬尽瘁的老艺人抛给市场，让我们与那些影视明星争夺文化演出市场，实在是免为其难。
根据当地《文史资料选辑》中关于“高县川剧团”的介绍，１９５２年，高县文教部门牵头成立的“高县人民川剧团”，主要工作是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演出。当时的方针是“既是政治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又作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一种内容”。成立以来，高县川剧团为党的宣传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一直坚持着“收入为辅、宣传为主”的方针。１９５８年到８０年代，高县川剧团除了文革期间，每年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农村演出，全县当时有６区３镇４４个乡，每年每个乡镇要演出２场左右，每个生产队至少每年有一场，即使是只有３０多个人小村庄，川剧团每年也要去进行演出。下乡演出，剧团还要自带医药箱、工具箱、理发工具、图书等，不论到哪里，演员们都要为当地群众治病、修理用具、理发等。
李庆南：１９９９年，高县县委以６０万元的价格把剧团有形资产——“剧场”卖掉，高县川剧团随之解散。具体的安置是，２５个退休职工，每人获得１．３万元的补偿；其他在职职工每人按一年工龄２７０元的标准进行补偿，同时还要以每平方米１００元的价格扣除当年集资建房欠款。
以李庆南团长为例，２０年工龄共得补偿款５４００元，有４０平方米房子，又被扣了４０００多元钱，最后拿到手上仅剩下１０００多元钱。
严增秀：为了共产党的宣传事业，我们几乎奉献了一生，但现在一两千元钱政府就想将我们打发了。
李庆南：１９９２年之后，剧团状况很困难的时候，从没有一个领导到剧团来问寒问暖，商讨振兴之策，只是想着如何尽快将这个“包袱”丢了，而以前剧团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县上的领导却是常常不请自来。
文化体制改革不能把“包袱”一抛了之
李庆南：高县川剧团在成立之后的三四十年间曾演出过《杨八姐智取金刀》《杨门女将》《木兰从军》《拉郎配》《天国春秋》等２００多个历史剧和《红岩》《刘胡兰》《红灯记》《沙家浜》《血泪仇》等８０多个现代剧，我们的演职员有着相当丰富表演经验和宣传经验，如果文化体制改革就是将我们这些“包袱”一抛了之的话，从资源利用上来说也是一种浪费；而同时，农村文化市场相对空白，缺乏生气活波的文化产品。
严增秀：我们都很热爱川剧，我经常做梦都是在演出。但现在道具也没有了，场地也没有了，县上搞文化下乡，也从不会想起我们这些人。
胡光伟：文化体制改革应该是“润物细无声”，而不能“一刀切”，简单地把“包袱”一抛了之，后患无穷。这些都是有表演才华和有着丰富宣传经验的艺术人才，如果任由他们流落街头，容易被其他别有用心的组织利用和占领，进行反动宣传或是进行迷信、非法宗教活动。文化阵地的占领，必须是多种形式的，尤其是农村文化阵地的占领必须要靠当地的文化艺人和有乡土气息的文艺表演形式才有亲和力。
喻专文（高县县委副书记）：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将这些艺人用起来，既不倒退回“政府办文化”政事不分的阶段，又能利用好现有的文化资源。但是对于原高县川剧团的演职员面临的生活状况，县上会在政策范围内，尽量给予各种直接的帮助。（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