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劳资纠纷为何愈演愈烈

新华网记者 吴亮（福建频道） 赵东辉（广东频道）

  　民工荒在扩散、劳动纠纷数量在上升，这是日前记者深入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对外来工采访所见。

    记者１０月初在深圳市采访时了解到，浙江省永康市今年七至九月份的各种投诉是去年同期的二倍多。浙江省劳动仲裁院提供的数字显示，浙江省２０００年各级劳动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的案件６４５４件，今年１－９月就达到１１３３２件，劳动争议的数量每年都以超过３０％的数量在增长。东莞市劳动部门提供的数字显示，近几年该市各类劳资纠纷同样以每年３０％以上的速度在增长。深圳市劳动仲裁院院长林凤梅则告诉记者，近几年深圳市劳动纠纷的发生量几乎每年都在翻番，这一方面说明工人依法维权的意识在增强，另一方面显示侵害工人权益的事件呈现高发态势。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的各类劳动纠纷就超过４万件。

    新“剪刀差” 越拉越大

    记者调查发现，外来工仍然在为他们的基本的生存权、保障权而抗争，愈演愈烈的劳资矛盾的背后是民生问题。

上千万计的农民工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图为义乌市劳动力市场外携带行李找工作的农民工。 

   近几年来，尽管沿海地区基本取消了对外来工的一系列限制性、歧视性政策，但飞驰的经济列车并未带动这个群体同步向前，反而将他们远远抛在了后面，打工的劳动付出与收益之间反差较大，外来工收入与社会发展呈现逆向运行的态势。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工业和农业产品之间存在明显的“剪刀差”，如今这种差别在缩小，而外来工群体的生活水平和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却呈现出新的“剪刀差”，并且这种差别越拉越大。

    有关部门在广东的一份调查显示，农民工对广东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达２５％。然而广东省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外来工的工资十几年来一直在低位徘徊。东莞兴昂鞋厂一名打工者告诉记者，和他７年前进厂时相比，基本工资只增加了１００元。这还算是好的，劳动部门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１２年来，珠三角地区外来工的月平均工资只增长了６８元，而在此期间，大米和猪肉的价钱增长了３倍，公务员的工资也涨了５倍以上，而东莞市的GDP则以每年超过２０％的速度增长着。大量雇佣外来工的企业的发展速度呢？以东莞一家制鞋公司为例，１９９１年这家企业刚到东莞时，工人仅千余人。而现在这家企业雇佣着３.５万名工人，每年为国际品牌生产３０００万双鞋，价值超过２０亿元人民币。

    记者发现，一些打工者的实际收入在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线上下浮动，一些企业干脆将“最低工资”做为工人的基本工资。以东莞一家鞋厂为例，这家企业实行６０小时工作制，每周６天，每天１０小时，普通工人的基本工资只有４５０元，这是劳动法规定的每周工作４０小时的报酬，也恰好是东莞市的最低工资，除去必须的开支：每月１５０元的伙食费和４８元的住宿费，仅余２５２元。而要想拿到更多的钱必须加班。

外来工不仅收入低，而且被拖欠工资的现象大量存在。图为福建省一家企业的员工集体到政府门前静坐要求追讨被企业拖欠的工资。 

    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到洪梅镇一家制衣企业调研，翻看２００３年１１月份的工资单时，这家有２１７名工人的企业，工资低于３００元的工人竟有７１人，加上每个月扣除９０元的伙食费后，实际到工人手上的钱更少。

    超时劳动是工资"负增长"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服装企业众多的杭嘉湖地区，劳动时间的安排有以下几种："硬三班"，即每班８小时，每天３班，每个工人每天必须上一班，等于每个月上３０天班。第二种是每天工作１２小时，休息２４小时后再工作１２小时，每月都没有休息日。第三种是"一班制"，每天白天上班８小时，晚上再加班到１０点。记者了解到，杭嘉湖一带服装企业的工人工资从６００多元到上千元不等，从数值来看普遍高于浙江其他地区，但若按实际劳动时间计算、以《劳动法》有关８小时以外劳动报酬的有关规定来衡量，其收入连最低工资标准都未达到。

    与节节上涨的生活成本相对照，外来工赚的钱越来越不够用。浙江省劳动部门统计，杭州市的平均生活支出已增至７００元。１０年前就从重庆来到浙江打工的吴英华告诉记者，拿过的最高月工资只有８００元。来自安徽淮北的王启传由于无力支付房租，半个多月来一直睡在杭州外来劳动力市场旁一幢大楼的走廊里。记者看到，一些私营企业里的外来工，为了节省生活支出，也带着水桶、脸盆住在那里。

    更为恶劣的是，一些企业经营者将拖欠工人工资甚至欠薪逃逸做为"赢利"的主要手段。据东莞市劳动监察大队介绍。今年７月８日，东莞市塘厦镇桥陇村伟导玩具厂香港老板张泗有、张忠宗、潘康集体出逃，拖欠了１４个月厂租和３个月工人工资，拖欠费用超过１０００多万元。今年１月６日，塘厦镇莆心湖村大来五金塑料厂老板陈敏突然失踪，２００多名工人堵截公路半个多小时，后来村委会出面垫付了工资。东莞市劳动局负责人介绍，仅去年一年东莞市发生企业老板欠薪逃匿事件３００起左右。

    在收入低下的同时，大部分外来工并没有被纳入到社会保障网的保护之下。他们不能像本地居民一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能够参加养老保险的也属于少部分。浙江省总工会去年完成的《浙江省外来工权益问题调研报告》指出，目前浙江私营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员已达到２０％，但这并不包括大量小企业、个体户和建筑施工企业。私营企业为员工办理保险也是有选择性的，往往选择为亲戚、中层管理人员和技术、销售人员办保。这份报告还认为，外来工参加工伤、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比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还要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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