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品牌呼唤"新徽商"
新华网安徽频道 记者 卢尧
从明代中叶到清朝乾隆末年，有一支商帮称雄中国商界300多年，那就是徽商。清朝中叶起，徽商雄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尤其在盐茶业贸易上独执牛耳。最鼎盛时，"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在辉煌的数百年间，徽商造就了一批享誉中华大地的的百年老字号：王致和、胡开文、胡玉美、张恒春、胡庆余、汪瑞裕……它们历经战火的洗礼、朝代的更迭而顽强地生存和发展，有的至今还熠熠生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徽商近年来成了一个颇为热门的话题，频频被经济界和学术界等社会各界的目光所触及。２００３年首届中国徽商大会隆重召开，７００多名海内外企业家和著名学者莅临这次盛会，其中包括中国企业排行榜500强中近200家企业的"掌门人"，他们广泛探讨徽商精神、徽商文化以及徽商经营理念。今年１１月，２００４国际徽商论坛又在安徽黄山举行。外经贸部原部长石广生，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周道炯，商业部原部长胡平等名流济济一堂，就"经济与文化互动"这一主题纵论徽商，共谋安徽经济文化发展大计。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在时隔多年以后，尘封已久的徽商话题再度被提起，是有深刻的现实原因。尽管徽商有过极其辉煌的历史，但是今天的"徽商"面临着尴尬的境地：在目前各类财富排行榜中，少有安徽人的身影。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安徽率先在北京开设了窗口企业，创出了自己的牌子。但在其他省份纷纷抢占首都市场的时候，安徽人开的商店却闭门歇业，退出了北京市场。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于祖尧教授直言不讳地指出：安徽人曾宣称"把安徽建成家电大省"，安徽也曾创立了一批家电名牌，但是现在却纷纷改换"姓氏"，产权流落他人，安徽人充当别人的打工仔。
虽然品牌和企业的优胜劣汰是经济界自然规律，但做大百年企业、做强百年品牌是每个企业家的梦想和心结，几百年前徽商的崛起及其后的衰落，对今天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警示作用。
诚信扛起徽商百年大旗
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炽在广州经营茶叶，一次贩运新茶错过了上市期。尽管手下的伙计再三劝阻，他在每笔交易契约上都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他宁愿亏折数万两本银，也要保住他的经商信誉。朱文炽只是徽商"以诚经商"的一个缩影，徽商之所以能立百年而不倒，诚信是其根基。
1782年，安徽绩溪人胡天注在休宁创办了"胡开文墨店"，"胡开文"墨制作技艺清湛，并加入金箔、冰片、麝香等独特的配方，"落纸如漆，万载存真"，成为徽墨中的代表之作，是书写绘画必不可少的佳品。"诚实守信"一直是胡开文墨店经营的宗旨。清末胡开文墨店有一批墨锭未按规定制作，此事被发现后，令各店各坊立即停售这批墨，卖出去的也以高价收回后予以销毁。时至今日，毛笔和墨早已不是日常书写的主要工具，但是"胡开文"还是如百年前一样广受欢迎，经常作为国礼馈赠给国际友人。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爱不释手，无限感慨道："中国徽墨是受人欢迎的艺术珍品，我们从徽墨的艺术上看到了古老悠久的中国文化。"
在所有的徽商中,名头最响的可能当属"红顶商人"胡雪岩，他成就了徽商发展史上的最大一个传奇。这个贫寒出身的钱庄学徒，白手起家，凭着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借助官场力量，经营银号，贩运粮食与丝，开设典当行，终成一代巨贾。１８７４年，胡雪岩在杭州创办了胡庆余堂国药号。他治店先树商业信誉，在营业大厅里挂有两块匾，对内要求"戒欺"，对外宣布"真不二价"。胡庆余堂说到做到，有些药缺味宁可不制；为制急救药品"紫雪丹"，更不惜工本，特别锻制了银锅、金铲。靠着诚信，胡庆余堂在民间赢得"江南药王"的美誉，与北京的"同仁堂国药号相提并论。１３０年过去了，"胡庆余堂"的名号至今饮誉大江南北。
令人遗憾的是，徽商诚信的传统如今在安徽一些地区并没有得到发扬光大，安徽局部地区甚至成了造假产品的重灾区，严重影响了安徽的整体形象。合肥市市长郭万清在一次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合肥的经济发展环境经过几年的整顿虽已有改进，但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尤其表现在市场生态环境不佳，信用缺失。"因对这种状况，安徽省提出了要建设"信用安徽"的战略，全力推进信用建设，塑造区域品牌。
做十年品牌靠产品 塑百年品牌靠文化
徽商之所以能领数百年风骚，文化起了关键性的因素。
徽州被称为"东南邹鲁"，文化风气极盛，"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商人而有文化精神，这在徽商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重教兴学是徽商的一种风尚，他们在致富以后，往往捐资助学，兴建书院。这种风尚历经几百年，代代相传，经久不衰。这些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商人，大多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算。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把握商机，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这是徽商异于其他商帮之处，是徽商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徽商被称为"儒商"，"贾而好儒"是徽商的共同特点。这些商人以儒道经商，在商业活动中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有着正确的义利观。他们的这种经营思想体现了徽商精神：一是以义为先，重义轻利；二是重承诺，崇信誉；三是诚实经商，童叟无欺。四是货真价实，讲求质量。休宁商人刘淮在嘉湖一带购囤粮食，一年发生大灾，有人劝他乘机抬价牟利。他却说能让百姓渡过灾荒，才是大利。于是他将囤聚之粮减价售出，还设粥棚"以食饥民"，赢得一方百姓的赞誉和信任，后来的生意自然也日渐兴隆。
正是在这种文化精神的熏陶下，徽商把商业信誉和品牌看成比金钱更宝贵的财富，往往集毕生之力来塑造品牌，像爱惜自己的羽毛一样爱惜自己的商业信誉，这样在徽商中涌现出一大批百年"老字号"也就不足为奇了。清代中叶，徽商胡荣命在江西经商50余年，他开设的是名牌店，远近闻名。晚年他罢业还乡，有人要出重金租其店名，他断然拒绝了："彼果诚实，何藉吾名也"。
安徽省的一位经济界人士指出，安徽近些年也创出一些知名品牌和企业，但是企业只重视产品本身的开发和市场的推广，往往忽视企业文化的建设，这就造成众多企业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红火一阵就悄无声息了。文化竞争力是企业和品牌最终和最深层的竞争力，百年品牌的建设要靠深厚的文化底蕴来支撑，这就是徽商给我们的启示。
新徽商:要突破"红顶"情结 要把企业家当终身职业
清代中叶以后，称雄三四百年的徽商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关于衰落的原因，研究徽商的专家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众多不同的原因。但是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徽商在末期过分地依靠政治权力，丧失了早期的开拓性和适应性。胡雪岩就是一个极致。他因资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而被以军功赏加布政使衔，以二品文官顶戴红珊瑚，他由商而官，亦官亦商，成为当时全国的头号官商，赫赫有名的"红顶商人"。
徽商的发展与权力的支持密不可分，尤其是盐商的巨额财富主要来自政府特许下的垄断式贸易。他们只要在官场上打点好一切，就可以获得巨额利润，这种状况造成徽商对官场的过分迷恋，而失去对近代商业的追求和探索。道光年间，清政府先后在两淮将纲运制改成票盐法，原来官商一体的包销制被打破，盐商难逃厄运。继盐商败落之后，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增质铺"而"几败"。茶商也一连"亏耗不可胜数"，徽商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最后的衰落。
令人担忧的是，企业家迷恋"红顶"的现象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安徽省一些地区"官商"不分的现象依然存在。皖北一些企业负责人曾在地方党政部门兼任主要职务，芜湖市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一度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状况目前经过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整治而紧急刹车，但是专家们担心，"企而优则仕"的红顶情结已经深入到某些企业家的心里，"官商"现象若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和机会，就会再度发芽。
众多的专家和学者认为，从短期看，因为是权力和经济的结合，"红顶"企业可能会暂时得利。但是要做百年品牌，这些"红顶"企业是担负不起这个重任的。"红顶"企业是在市场经济和法制不完善的条件下产生的，是过渡时期的产物。从长远看，这些企业在权力的"庇护"下，因失去创新能力、发展动力以及竞争力，最终只能是被市场淘汰的命运，徽商的没落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安徽省提出了重振徽商的口号，重担落在了新徽商的身上。社会各界企盼新徽商能够突破"红顶"情结，把企业家真正作为终身的职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徽商的诚信的优良传统，真正按市场经济规律来塑造新的"百年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