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与民工 为何两“饥荒”

——浙江外来劳动力就业状况调查

新华网浙江频道   撰文：全尚水、朱立毅   摄影：谭进  编辑：何玲玲  陈晓明 

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年轻女民工	浙江外来务工人员常在节假日聚集一堂

“打工环境” 已近底限

    2月17日，来自安徽歙县农村的王桂赛在杭州闹市区自杀身亡。他留下的一个账本可以看出其窘困状况。账本记录了他从2003年1月15日至2004年1月15日的收支状况：2003年全年总收入6640元，总开支2430元，余存4000元。从账本记录上可以看出，王桂赛的收入极不稳定，收入最高的月份有950元，低的只有149元。他在杭州郊区以每月50元的价格租用了一间极为简陋的民房，每月的生活费基本维持在200元左右。

    王桂赛遗留的账本上还记录着一些病情和治疗方法，所涉及的病情包括：上腹肿胀，血液循环受阻，肾结石，胃炎，肝炎，胸动脉塞，心脏病，气短，背部酸软无力等。

   

为让工人们更有效率地生产出优质的产品，许多浙江私营企业纷纷在车间设置闭路摄像监视系统，以在办公室遥控车间的生产状况。

在工友们的印象中，王桂赛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平时节衣缩食，就想多存点钱，以后回家盖房子娶媳妇。今年36岁的王桂赛曾经从媒婆那儿买回来一个河南女子，后来发现那名女子是有家庭有孩子的，便又把她送了回去。

    王桂赛的生存现状实际上是浙江数百万外来民工中部分窘困者的生活缩影，只不过更多的民工还在艰苦地默默承受着。

    杭州市外来劳动力中心提供的2月1日至3月15日的《工种月薪排行榜》表明，在所列的133个工种中，最高月薪4000元（只有电子工程师一个岗位），最低月薪520元，月薪1000元及以下的工种多达84个，平均月薪940元。该中心副主任魏罡告诉记者，排行榜所列月薪是企业开出的价格，民工被录用后是否真的能拿到这个数，还很难说。

    据记者了解，由于杭州房价不断上涨，能为民工提供住宿的用工单位只有20%，许多民工还需要自己掏钱在外租房。他们的普遍心态是：收入少、花销大，还有可能被拖欠工资，与其到年底两手空空，还不如找工作时就挑一份工资高的活。于是，在应聘岗位时不得不放弃许多待遇实在过低的工种。

    另一方面，虽然一些工种收入相对较高，但劳动条件却很糟糕。以杭州市目前用工缺口最大的裁剪缝纫工为例，2月需求人数7140人，而求职者只有560人。据有关人士透露，一名普通缝纫工人，虽然一个月也能拿到1000多元，但是她们时常加班加点，有时还得干通宵，所以一提起这个岗位，不少年轻女工就避之不及。

    劳动部门专家指出，面对人头攒动的求职大军，企业既没有加薪之意，也没有改善劳动条件的想法，这是造成企业和民工供求关系目前僵持的主要原因。

    来自江西的民工胡腮英告诉记者，7年前，她刚到杭州打工时的月薪是450元，7年里工资只涨了100元。按照杭州的消费水平，胡腮英和丈夫两人每年要花掉1.5万元，她说，工资收入与消费相比，就像拖拉机赶火车，怎么也追不上。

    胡腮英在杭州郊区的一家塑料厂打工，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五六百元。干的活是把整张塑料片做成塑料盒，小一些的盒子，她一天要做几十万个。胡腮英自己年收入不足8000元，远不够补贴家用。丈夫开小货车的生意又时好时坏，去年丈夫出了车祸，虽然责任不在自己，但到现在赔偿还没拿到，生意也耽误了一大截。去年夫妻两起早摸黑忙了一年，只存下了2000多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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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在杭州打工的丈夫曾和她商量去别的城市，但自认为已是“半个杭州人”的胡腮英却舍不得离开。但她也说不清，如果今年再赚不到钱，他俩还会不会留下来。

    一般来说，求职者都有利益比较的天然倾向。农民工选择进城就业，是因为进城打工虽然有可能收入不高、环境不好，但综合效益依然高于留在农村。但农民工一旦决定离开，则意味着这个城市的“打工环境”可能已经到了底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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