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他们身陷贫困泥沼？

新华网湖南频道 　文／图：沈虹冰　丁文杰    编辑：李玉梅 　监制：刘小娟

    这是记者在湖南、江西、海南等地农村采访中，随意走访的三个农户。他们都有着勤劳、善良和聪慧的美德，也有着坚韧不屈的精神，但他们的生活近年来却因灾、因病、因教育负担等各种原因而陷入贫困的泥潭。尽管他们不停地辛勤劳作，却总是入不敷出；尽管他们不断地与命运抗争，但依然家徒四壁，生活艰辛。

    贫穷的科技示范户
 

湖南南县“科技示范户”刘拥军家　的破旧房屋。

湖南南县“科技示范户”刘拥军的妻子王春香站在自家屋门口，神情茫然。

刘拥军夫妇曾经投资耕种的土地，如今已经荒芜。

    今年４１岁的王春香站在自己破落的旧房前黯然神伤，低矮的屋门上挂着湖南南县科技示范户的红牌子。屋内摆着两张旧床，除了一把落地电风扇外，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唯一能引以为傲的是丈夫刘拥军当选县人大代表时的留影。

    刘拥军夫妇生了两个孩子，女儿今年１８岁，儿子１４岁，和他们一起生活的还有刘拥军的老父亲。一家五口人如今都挤在洞庭湖畔这三间破屋里生活。

    刘拥军夫妇是勤劳的。从１９９５年起，他们就把１１亩低洼田地改造成养鱼池，并承包了７亩田种水稻和棉花。当年他们就投入了４０００多元改造鱼池、平整土地，投入２０００多元购买鱼苗、孵鱼花。夫妻俩喜滋滋地期盼来年有个好收益，但天不遂人愿，当年一场大水把他家的田地淹了，鱼也全部跑了，投下去的近７０００元钱打了水漂。

    面对灾害，刘拥军夫妇选择了坚强。１９９７年，他们以月息两分借了高利贷，再次投入了４０００多元恢复生产。可祸不单行，１９９８年的那场大水把他们一家再次推向了绝收境地，粮棉颗粒无收，鱼塘的投入也血本无归。

    两次沉重的打击没有使刘拥军倒下。１９９９年，他们又重新开始。为了能弥补损失，这一年他们还多种了别人３亩抛荒田，重新安排了自己的生产计划，搞了４亩精养鱼池，７亩稻田养鱼，其余的田全部种上水稻和棉花。夫妻俩没日没夜地干，当年底，开始有了收成，他们还上了第一笔２０００元的债务。

    接下来的两年，夫妻俩起早摸黑，打理着农田和鱼池，每年能有３０００元左右的收入。但他们开始发现，从农田中和鱼池中得到的收入无法还上家里欠下的２．３万元巨额债务，加上两个孩子读书，整个家庭已经无法支撑下去。２００２年６月，４２岁的刘拥军不得不外出到广州打工，忍痛让田地抛荒。初中毕业本来已经上了体校的女儿也退学外出打工，赚钱资助在念初中的弟弟。

    “种田太苦了！”王春香说：“４２岁的人能种田有养鱼技术能吃苦，干嘛非要到城市里去卖苦力？可不管怎么样，他现在一个月除了生活还有３００多元的收入回来，比种田强啊。要不然，现在家中还欠着的１８０００元的债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上。”

    专家评点：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黄平认为，刘拥军这样一个县人大代表、科技示范户最终被迫选择了外出打工的事例说明，农业收入不安全，比较效益太低，农民收入徘徊不前，城乡宏观收入分配严重失衡。这种现象如果不能遏制，将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疾病将他家推到贫困边缘

    弟弟患肾炎去世，妻子得肝炎去世，母亲在下田干活时淹死，父亲脑中风去世。５７岁的江西省万载县农民闻荣欣被四个亲人接连死亡打击得不知所措，两万多元的医疗支出也使家里一贫如洗。他住的房子还是父亲手上买下的一幢破败的百年老屋。

    “我给你算算一年的收入。家里种了两亩水田，肥料要花３００元，农药要花６０多元，种子要６０多元，１３０元的农业税，加上农膜等材料，成本要６３０元。一年打２５００斤谷子，按卖得最好每斤４角８分钱一斤计算，收入１２００元，减去成本，只剩５７０元，还不够我和女儿的生活。”

　“生活很难过呀！”闻荣欣老泪纵横。因为家里穷，结婚也晚，亲人又接连生病，本来都可以早治的病只好在家里拖着，小病拖成了大病，大病拖到死。闻荣欣唯一能做的就是外出做些杠木头之类的体力活，挣来一点钱才送他们到县里上一次医院，就这样前前后后也花了两万多元。记者采访时看到，他家里的中饭吃的东西，只有一碗豆芽。

    为了补贴家用，闻荣欣除了种田外还要就地打些小工。“打小工的收入一年只有２００多块，可是女儿上初中一年就要１０００多块。”闻荣欣又在家里养了两头猪，凑足了钱供女儿念完了初中。去年女儿初中毕业，高分考取高中，但他已无力承担一年近３０００元的费用，未满１６岁的女儿借了一张身份证只身外出打工。

    女儿到广东打工９个月，寄回１０００元钱，这点钱因为闻荣欣的一次意外全部搭进去了。一个月以前，闻荣欣在做工的路上摔了一跤，眼角撕裂，闻荣欣只好把女儿从广东召回照料自己。到县医院治疗花去了８００多元，加上护理费，闻荣欣还欠下了别人几百元，陷入窘境。

　“我辛辛苦苦劳作一辈子，生活还是这样。现在老了，只能过一天算一天。”闻荣欣说自己对未来看不到一点希望，更不敢想象自己这个年纪一旦像前面几个亲人一样得病后的情形。他说，“孩子没有能力，我只有等死了。”

    闻荣欣所在的高城乡联胜村村支书杨树荣告诉记者，全村像闻荣欣这样因病致贫的农户有１０多户，政府去年给他们最多的补助只有１００元。

    专家点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从以前的８５％下降到现在的不足１０％，许多地方已经名存实亡。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大量社会问题的一个反映。当前应当研究如何保护广大农民的收入安全、养老安全、健康安全，建设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构建以弱势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会保障网络，以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安全。

    三个学生和八万元债务

   一个孩子上大学四年共花费５８０００元，一个孩子上导游学校三年花了３５０００元，一个孩子上卫生学校三年花了３３０００元。海南省儋州市兰洋镇南罗村５５岁的林本良一本教育支出帐上记录着自己培养三个孩子所有的花费。１９９６年以来总额１２万多元的教育支出使这个家庭欠下了８万多元的巨额债务，尽管在当地林本良也算得上中等收入的家庭。

    林本良有两男三女五个孩子，是个典型的“多子多福”观念的家庭。３００多颗橡胶树是林本良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但这远远不够一个七口人的大家庭开支。为了生活，林本良的妻子很早就带着孩子外出卖咸鱼补贴家用。林本良也开了一个小电焊修理铺，夫妻俩现在一年的收入有５０００多元。

　

在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这样破    　败的乡镇卫生院随处可见。

这是洞庭湖区常见的农户家境，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湖南南县一个孤寡老人孤苦伶仃在站在门口。象这样需要社会救助的“五保户”老人在中西部农村越来越多。

　“分分毛毛的收入都给孩子念书去了，从小学送到大学，家里现在没有任何积蓄。”林本良说，所有的收入包括孩子打工的收入现在都全部用于还债。“大女儿和大儿子没有读书，很早就出去打工，如果不是他们支持，后面的三个孩子就不会有书读。读书的三个孩子除了读大学的小儿子有稳定的工作外，另外两个还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

    林本良说，为了还债，５３岁的妻子每天都要凌晨两点钟起来割胶，自己没日没夜的干。两人还没有想到养老的问题，更没有想过年纪大了有个病痛的问题。“现在只能先还债，那些问题只能到时候再说。”

    专家点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黄平认为，当前农民教育负担过重与经济滞后形成恶性循环，农村义务教育不仅使乡镇财政负重运行，也是许多农户增收的重要障碍。这种情况的根源是，城市基础教育的资金投入是有保障的，而农民不仅没有享受义务教育的实惠，反而成为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重要承担者。培养的人才层次越高，负债的程度越大。

    工农关系处理存在严重偏差--访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虎林

  　长期以来，我们忽视农民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在主观上不重视农民问题，而是我们在处理工农关系时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偏差，表现出明显的城市倾斜现象。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影响了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发展，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一是在经济上长期存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走的是一条以农补工的路子。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为了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迅速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事实上采取了向工业倾斜的产业政策，农业成为筹集工业化资金的主渠道。从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９４年，通过剪刀差等渠道，农业（也就是农民）为工业提供积累累计约为１２０００亿元，如果以时间价值计算，则是一个更大的数字。目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６０％是农民创造的，出口总额的一半也是农民创造的，工业企业的半壁江山是农民打下的。但从消费额、储蓄额等实际享受到的利益方面看，农民仍然是很低的，这种状况势必挫伤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

    二是城乡隔离的户籍政策，农民已事实上受到许多歧视。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了阻止大量农民涌向城市，我国实行了堪称世界上最严格的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这种户籍制度，犹如一道巨大的屏障把城乡分为两个世界。把“居民”和“农民”分为身份特殊的两大类群，农民几乎成为贫穷、愚昧、低贱的代名词。有多少农民为改变自己的身份不惜付出巨大代价。现在户籍制度虽有所松动，但由于传统体制惯性，即使已经进城的农民，在就业、上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受到不公正待遇，这一政策影响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阻碍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世界城镇化率平均水平为４６％，我国城镇化率仅为３６％，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城镇化滞后，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造成了社会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

    三是在社会保障与农民负担上存在明显的不平等。从社会保障来讲，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标准比较高，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比较薄弱，标准也很低。从税费负担来讲，城镇居民收入较高却没有税费或者费用较低，农民收入很低，却要承担很高税费。我国每公顷耕地大约承担税费１００美元，而美国则补贴１００美元。

    四是在社会发展上，长期重视城市，忽视农村，致使城乡分化越来越明显。现在，我国城乡反差强烈，有些现代化大都市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而大量农村长期投资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偏僻农村状况更差。

    这些问题已经并还在伤害着农民的感情。农民是讲究实际的，不采取实际措施解决，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短评：高度重视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过分注重经济增长，甚至过分注重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以致出现了“高增长、低发展”的情况：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城市这条腿长、农村这条腿短；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这条腿短。

    首先，由于当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普遍，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政府没有为群众提供较好的公共性服务，造成群众收入不安全，生活品质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社会保障十分脆弱。作为县人大代表，和当地的“科技示范户”，南县农民刘拥军和家人生活在随时都有可能倒塌的土坯房里；因拿不出足够的学费，女儿被迫辍学；刘拥军本人也外出务工，长期生活在简陋潮湿的工棚而无法跟家人享受天伦之乐。

    其次，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城市和农村之间一道无形的壁垒将城市和农村隔离成两重天。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就医、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都远远滞后于城市。刘拥军投资数千元养鱼种田，但农业是风险最大、最为脆弱的一个产业，受自然条件和市场需求的双重考验，由于没有任何社会性的保险保障，面对自然灾害，所有的痛都由个体农户一家人承担，有些家庭因此而沦为赤贫，不得不举债艰难度日。

    第三，由于过度围垦造田，洞庭湖区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刘拥军一家数次遭遇自然灾害，或许正是因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遭遇的强有力的报复。

    全面、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非典疫情过后，中央领导多次在不同场合指出，“要始终坚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始终坚持城乡协调发展，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可持续发展”。这说明党和政府已经高度重视协调发展问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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