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音乐：痛苦的信仰，我们还能坚持多久？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大多数都很年轻，他们拿起乐器组织自己的乐队，然后排练、演出，拥有自己的音乐风格。但他们的音乐没有市场，没有被众人所承认，甚至不被人所知，他们处在地下状态。他们需要和其他人一样生存在这个现实社会，同样需要物质和金钱的支撑，而无人问津的地下音乐会使他们日益贫穷，虽然如此，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其中，甚至为此背离了生活的常轨。

新华网天津频道　策划　张涛　　文字／摄影　周润健 房淑清 　编辑　张博

地下乐手的非正常生活

641乐队排练现场。

他们喜欢以这样的方式表现自己。

    夏夜十二点的街心公园，空旷的场地上稀稀拉拉地坐着三五人群，他们有的窜成一堆在玩扑克，有的在喝酒聊天，朋友间相互嬉闹。他们有人留着及腰的长发，戴着耳环和唇钉，造型各异。偶尔有几个长相不错的女孩穿坐其中。甚至更早一些时候，马路上也随处能看见有这样的人在那儿摆地摊卖音像制品什么的。他们就是被我们称之为地下乐手的一群人。

　　小琨，22岁，吉他手，家不在本地，自己一个人租住一间不到10平米的阴暗的地下室里，他本来有自己的乐队，做民族摇滚，因为贝司手去了外地，所以暂时解散了，他现在每天的活动是去酒吧给歌手伴奏，从晚上8点到凌晨1点，主要翻唱一些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干完活再吃晚饭，回家睡觉一直到下午起床，然后开始练琴，如果没有意外，基本上保证每天练上四五个小时，生活简单，黑白颠倒。

　　苏毅，21岁，违章乐队主唱兼吉他手，他现在除了给一家报社不定期地策划行为艺术外，自己也一直在做乐队，玩死亡金属，六年了。但他的工作没有固定时间，有活动就去上班，没有就自己随便，他大部分活动是在深夜找个舒服的角落跟圈里的哥们一块儿喝酒聊天，他说他做行为艺术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让所有的人都开始行为艺术。他说如果他以后能一直保持这样就很好，玩乐队，闲混，做行为艺术，挣点小钱喝酒。他已经不想去想明天究竟是什么样子，他说他不知道。

　　子夜是内蒙人，曾在中国地质大学上过一年大学，因为在校园里穿着裙子写诗而受到师生们的谴责，大二那年终于不甘于内心的孤独，拿起电琴来到北京，那里有很多和他一样的人，他组了一个叫三栖的乐队，经常在五道口那一带的酒吧里演出，除了排练，大部分时间他都躲在自己阴暗的小屋里写歌，其实他的歌都是诗，说起子夜的诗，其中还有一段挺有意思的故事，熟悉的人都知道。

　　子夜刚从武汉退学去北京的时候，除了路费，身上一分钱也没有，还人生地不熟的，怎么办呢，幸好这时遇见了一个在北京上学的老乡，也热爱摇滚乐，而且非常热情地给子夜找到一个暂时的住处，还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在树村玩乐队的哥们，那哥们经常去北大校园里卖打口盘和磁带，子夜于是就混在他们卖碟的中间，但是子夜没有货，他就卖诗，刚开始一连好几天也没人看一眼，有些路过的学生甚至边好奇地看着子夜边嘟哝着"嘿，这年头还有人卖诗！"子夜坐在那儿装做什么也没听见，长发遮住了大半张脸。

　　第四天天快黑的时候，子夜差不多快绝望了，就在这时有个戴眼镜花白头发的老头儿过来看了看子夜的那首《30年代》，然后问子夜多少钱？子夜没敢多说，四块吧，够两个大饼鸡蛋了。老头儿又看了看说，你一天就吃两个大饼鸡蛋？子夜说，一天一个就够了，四块钱能吃两天。老头儿笑了笑说这首诗我买了，十二块吧，我兜里只剩下这点零钱了……后来子夜才知道，那个老头儿是北大中文系的一个老教授。对于那天的情景，子夜终身难忘。子夜后来有了自己的乐队，每次站在演出台上面对观众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首《30年代》和那个慈祥的老教授。

　　记者问到子夜当初选择退学，有没有后悔过？子夜带着自嘲的口吻反问到，后悔？我从不知道后悔是个什么概念，我选择一种生活，因为除此以外，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也想过正常的生活，但我没有办法。我就是一个活在角落里的幽灵，见不到光，感觉不到爱和温暖，但我很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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