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那是去年11月16日，广东省佛山市出现了几个特别的肺炎病例。一个大家族中五人陆续出现发烧，并有肺炎表现，其中两人病情很重，十多天不退烧，出现呼吸衰竭，X线胸片显示肺部大片阴影，使用多种抗生素治疗无效，病情危重。

　　12月我接到通知到佛山参加会诊，当时一看就看了两个多小时，一开始真的“一头雾水”。厚厚的病历有一两寸多高，病因不明，多种药物治疗效果不好，与一般肺炎感染不同。经过反复思考，我当时提出，这可能是一起罕见的家庭内病毒性呼吸系统感染。隐隐约约觉得，这种病很特殊，不像常见的传染病，并且容易在家庭成员中传播。建议当地医院在已用呼吸机人工呼吸的基础上，加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并加大皮质激素用量。病人情况在10多天后好转，脱离呼吸机，最终痊愈出院。

　　第二次接触病例是在今年1月2号，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星期四。我正在给见习医生上课，收到紧急通知，要求我马上到省卫生厅集中，未知原因。

　　我赶紧拿过几件衣物就过去了。当时我就想，大概有什么突发事件吧，1995年参加广东清远市抗洪救灾医疗队、同年底广东高要市不明原因死亡（后证实是蓄意投毒）事件调查，也是这样临时通知集合出发的。我当即赶到省卫生厅510小会议室（这是就是后来大家称之为“510办”的所在地，是广东省非典型肺炎防治协调小组人员办公的地方，全省防治非典型肺炎的许多文件、指令都从这里发出）。

　　原来省卫生厅收到一份来自河源市的传真报告，当地一家医院收治两名肺炎病人，并有数位医务人员受到感染。据报告，病情与佛山的相类似，持续高烧不退，有轻微呼吸道症状，肺部出现阴影，白血球不高。

　　我与另外两位临床专家肖正伦教授和黄文杰副主任医师以及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几位人员一同出发，晚上抵达河源。大家看病一直看到晚上十一点多，紧接着又讨论到半夜两点，形成了初步意见。当时我从传染病学角度提出看法，认为这是有一定传染性的疾病，并会通过短距离的密切接触得病，可能与空气飞沫有关；但肯定与我国法定的35种传染病不同，而且病毒感染的可能性较大。与此同时，另两位专家也提出一些看法，但病因认识上不太统一。大家多次发言，寻找共同点，最后形成一致临床诊断意见，本组病例考虑为“非典型肺炎”，首次以“非典型肺炎”命名这种原因未明的疾病，并定下四条标准：发烧、呼吸道症状、肺部X线阴影、白细胞正常或降低。这些资料，为以后类似病例的描述、诊治和预防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参考意见。

　　那晚天气异常寒冷，我们一行人讨论完毕，就走到街边大排档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当时是冷清清的夜晚，我们稀哩哗啦地吃着热腾腾的稀饭，那种场景至今难忘。虽然被邀请到风景区万绿湖游玩，但大家记挂着要向省卫生厅报告，谁都没心思留下来游玩，第二天就赶回广州了。

　　1月21日星期二早上，我再次接到通知，又要出差，要求中午12点之前赶到卫生厅，然后到中山去。救死扶伤永远都是医生的天职，我自1983年毕业已从医20年，早已养成习惯，随时待命，需要紧急出发的时候，可以说走就走。我家里总放着一个包，平常都放着几件衣服在里面，匆匆收拾一下，就出门了。

　　中山市3间医院发现20多个同类病例，其中包括部分医务人员感染。我们一班人马6位专家在省卫生厅负责领导带队下，一点钟赶到中山。我记得当时大家在车上议论，看来这些病例与佛山、河源高度相似，有必要调这两地的医务人员以及相关病历一起研究。省卫生厅工作人员马上用手机“调兵遣将”，请先前发现病例的佛山、河源有关医院人员到中山，联合进行调查。当天下午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也到医院看望病人进行现场指导。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派来专家进行指导。

　　我们逐个病人进行诊断、现场调查，到看完病人已经傍晚7点多了。内部会议开到凌晨近3点，大家就这组病例的病因、诊断、治病与预防措施进行讨论分析，最后决定由我执笔形成《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回想起来，大家为了这份调查报告讨论热烈，每每为了一句话反复推敲，甚至争个面红耳赤，要大家一致通过才能定论。

　　我们在调查报告把诊断结果定为非典型肺炎，并加括号指出病因未明，病毒性感染可能性大。经过长时间的考验证明，这份调查报告的治疗原则为后来的防治工作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直至现在，都是对此不断完善，成为后来广东省出台的相关医院收治病人指引的基础。在2月份，听说这份报告出现在网上被大家广为传播转贴。

　　我当时有个不祥预感，恐怕这种疾病来势凶险，也许也会在广州出现，但我自己很快又自责不要说不吉利的话，就快过年了，希望大家平安无事喜迎新春吧！

　　回来后没几天，广州就传来消息说，有医院开始收治与河源等地类似病例。我想，也许面对这场疾病真正的考验就要来临了。在１月底，广东省卫生厅发出紧急通知，广州出现非典型肺炎病例，要求各医院成立救治小组，相关医院医生不得外出，随时待命。

　　１月３１日，我度过了一个极不寻常的除夕之夜。一片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中，我在珠江新城的岳父母家刚刚吃过团年饭，正与家人一起观赏开始不久的春节联欢晚会，接到了医院的紧急电话。电话说医院刚接收了几名非典型肺炎患者，其中一名１１岁的儿童病情危重，要求立即赶回医院。

　　此刻的我，就是一名接到战斗命令的战士，放下电话就马上出门了。急忙赶到马路旁，才发现，正是大年夜，路上空空荡荡，不仅街人稀少，而且没有一辆可载回医院的交通工具。可我不能空等，更不能久等啊，只好一边向医院方向沿路小跑着，一边扫寻着空载的出租车。我边跑边想，就算打不到车，有辆摩托车路过搭上一程也好啊！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用最原始的交通方法――跑步了。跑了十多分钟后，终于有辆车停下来。

　　回到医院，只见五楼传染病科灯火通明，气氛紧张。医院领导来了，传染病科主任、支部书记来了，其它相关科室的专家也来了。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形成了一个一定规模的非典型肺炎领导小组和治疗小组。迅速对病人进行初步救治，病情稍为稳定之后，大家对救治方案进行紧张的研讨。因为我本人先前曾参加省卫生厅组织的专家组对多处发病情况调查，对这个病有所认识，对凶险程度和治疗的难度也比较了解，大家一致推选我担任抢救治疗小组组长。

　　我很清楚，这是个非常的时刻。这种病病因未明，缺乏特效药物治疗，重症患者易发生呼吸衰竭，对生命有很大威胁，而且密切接触者染病的风险很高，外院已有多名医务人员因密切接触这类患者而感染发病，社会上也出现一定程度的恐慌。大家把信任的目光聚集到我身上，我作为与传染病打交道20年的临床医生，临危受命，我能理解大家的信任，更感觉到巨大的压力，我没想过退缩，我必须责无旁贷地担当起救治“排头兵”的重任。

　　于是，我把自己在佛山、河源、中山等地取得的第一手流行病学与临床资料，还有积累的初步经验，认真地向大家汇报了这种病的发生情况、可能的病因、传播途径、临床表现与发展经过、诊断标准、预后、尝试过的治疗情况和预防措施等。让大家在较短的时间里对非典型肺炎有初步的了解。当晚，我和同事们一直抢救病人到凌晨3点。

　　2月1日大年初一上午，一名病情十分危重的患者周先生从外院转入我们医院。当时病人发高热，烦躁不安，频繁而剧烈地咳嗽，咯出大量带血的痰液，呼吸困难，肺部X光片显示炎症大片阴影。经过紧张而繁忙的抢救，积极抗炎、吸氧、镇静、激素应用等处理，病情仍在进行性加重，血氧饱和度显著下降，生命体征不稳定，情况十分危急，病人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

　　专家小组决定给病人进行气管插管、应用呼吸机辅助呼吸。但病者因缺氧而明显地烦躁不安，插管过程中极不合作，大大增加了插管的难度。但是这时对于病人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我们当时无暇多想，有的扶住患者的头，有的按住他的上肢，有的按住其双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快让麻醉师将导管顺利插入，接上呼吸机。挽救病人生命就在旦夕之间啊。

　　这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我们医护人员几乎处于忘我状态，不可避免地与病人发生密切接触，插管终于成功了！但紧接着，在场的人还来不及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病人又出现一阵阵剧烈的咳嗽，大量血性痰液从插管中喷出，冲向天花板，溅到周围医务人员的头面部、躯干和四肢。大家等来不及更换被严重污染的衣帽，继续与死神争夺时间和生命。

　　其实我们谁都知道，自己身处险境，随时都会被感染，但没有人退缩。病情的需要就是医生的需要。医护人员不停地为病人吸痰，以保持呼吸道通畅。严密监测着病情变化，随时调整呼吸机的各种参数，排除任何一个可能威胁病人生命的因素。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病人情况终于稳定下来，虽然天气寒冷，但高度紧张的抢救工作竟然使大家都出了一身汗。

　　年初二，这位病人神志已经清醒过来。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还不能讲话，但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可以与医务人员进行交流，让我们都觉得很欣慰。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由于“零距离”的接触，就在这位病人病情逐步好转的同时，他剧烈咳嗽喷射的大量的、看不见的病原体，也污染了同事们身穿的隔离衣帽，穿透了脸上的多层口罩，悄悄地进入大家因长时间紧张工作而疲惫的身体……

　　2月3日，那位 11岁的病孩病情恶化，使用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后，血氧饱和度与及生命体征仍然不稳定。下午病孩开始出现心衰，连续几个小时抢救，他多次出现了心跳停搏，我们几名专家和抢救小组的医务人员轮番上阵进行徒手胸外心脏按摩，大家都不愿放弃病人一线生存的希望，使病人3次恢复心跳。可惜倾尽心力，最终未能将患儿抢救成功。患儿家属看到医务人员忘我救治的辛劳，没有半句怨言，还对我们连声感谢。

　　这时我开始感觉到剧烈头痛，高度疲乏。随后我还安抚其家属和亲人，并商讨其他病人下一步的治疗。在回家的路上，我感觉双腿像注满了铅似的，脚下是从未有过的沉重，上楼梯时居然要中途停下休息。我想，真的该好好休息一会儿了。可刚躺下不到10分钟，电话又响了，一位病人病情加重，我强迫自己爬起来，用冷水匆匆洗了把脸，又回到病房去。

　　再次回到家已是深夜，我感到全身肌肉关节疼痛，全身象散了架似的，并出现畏寒、发热，需要盖两张被子。我家人问是不是病了，我说，可能是太累了。可躺在床上，整夜未眠，抢救11岁病孩的场景不断在脑海里浮现，还出现了很多幻觉。我心想，当了医生这么多年，从未有过这种情况啊。

　　第二天早上，我准备回病房查房，可是，已感到力不从心了。我家人终于找来体温计一量，40.6 °C！我科另一位同事也打电话来说，他的体温也有39度多，不能回去查房了。我当时一怔，怎么两人都发烧呢？我赶紧又联系当时同在病房抢救的小儿科主任、呼吸科主任，也不约而同出现发烧，连护士长也有同样症状。我心想，估计情况不妙了。这天晚上，领导和同事反复催促我们到放射科检查。我去拍了胸部X光片，结果显示肺部有炎症阴影。我这位最早与非典型肺炎打交道的搞传染病专业的医生，也终于 “中招”了。

　　我和同期被感染的大约20位医务人员一起，住进了医院专设的隔离病房治疗。由于高烧不退，全身酸痛，呼吸困难，有的还出现腹泻，感觉是很痛苦的。但大家都在互相鼓励。医院领导和同事们都过来慰问，给予我们莫大的支持。当时我躺在床上，百无聊赖，百感交集，看着窗外淅沥的春雨，想着肺部难消的阴影，用手机短信写下了一首小诗：“窗外几许风雨，胸中几片愁云。可恨肺炎恶疾，犹如毒蛇缭身。”

　　正好这段时期非典型肺炎的各种传言开始在广州传播，由于疾病的具有较强传染性，医务人员成为易感染的高危人群，患者中约有三分之一属于医护人员。我的心情很沉重，在想，今年的春节到底怎么回事！因而发出“阴霾蔽日春光渺，非典肺炎惹狂嚣。可恨病毒翻恶浪，百数天使中暗招”的感叹。我只有奋力对抗自身的疾病，而且不能恐惧、退缩，要打赢这场健康保卫战。便给同事们发短信：“惟盼弱体早强健，再战顽疾未言休。”

　　我持续高烧，并出现了重症症状。几天之后转入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在ＩＣＵ治疗了9天。经过实施综合治疗，采取对症处理措施，使用皮质激素、无创通气等，退烧后继续使用抗生素预防感染，以及配合中医中药，一个月后病情逐步好转。

　　患病经历的确是刻骨铭心。由于本身是医生，我清楚了解病情发展，于是我这位躺着的医生也常常与站着查房的医生共同交流疾病感受，讨论治疗方案。但是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候，我的家人很理解我，身边的很多医务人员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成为帮助我成功治愈康复的最大力量。当时呼研所钟南山院士、黎毅敏副院长、陈荣昌副所长等专家经常专门过来看望我，提出很多有效的治疗方案。病房医疗小组的医生们不断给我鼓励，精心制定治疗方案，令我稳步康复。对他们的关怀、照顾，我心中充满敬意和谢意。在ＩＣＵ有位护士孙菲娥，年纪轻轻但非常有爱心，经常与我谈心，使我体会身心护理对病人是多么的重要。为表达谢意，我在手机写道：“幸有人间天使，助我元气复真。期盼春风送暖，强壮筋骨精神。”

　　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非典型肺炎病魔可以战胜的，我现在最感欣慰的是，目前在防治非典型肺炎问题上，广东治愈率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病人像我一样治愈出院，恢复到正常生活轨道上来。经各地医学工作者不断努力，病因研究也有了新的突破，临床救治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山三院后来没有出现新的被感染医护人员病例，表明预防措施不断完善并且收到实效。现在，我已基本恢复健康，回到工作岗位上，继续与非典型肺炎和其他传染病作斗争。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一切为了病人，永远是我们感到最崇高而自豪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