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症下药”：制度与法治并进
投资者结构不合理，供求失衡，制度缺失，已然成为“庄股”沉渣泛起的根源。面对“庄股”之祸，如何斩断其“操纵”之手？面对操纵病症，如何“对症下药”？
“根治‘庄股之祸’，是一个系统工程。”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席经济学家胡汝银认为，首先需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率，让市场能够在公平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从这个角度而言，“第一味药”应该是改变当下政企不分的现状，改变政府在银行贷款、税收政策、财政补贴，特别是并购重组等方面过度介入导致的上市公司业绩扭曲。
其次是完善供求关系。“第二味药”针对供应端，即加快推进注册制改革，放松对ＩＰＯ的管制，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发行，由拟上市公司和承销商自主决定发行时机、发行价格和发行规模。“第三味药”针对需求端，即通过引入养老金、住房公积金、保险资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优化Ａ股市场投资者结构，改变其“散户化”的特征。
“股票市场发行达到一定规模，将改变目前供需失衡的状况。只有‘开前门、堵后门’，才能降低目前畸高的壳资源价格，才能解决由投资者非理性行为模式导致的‘新庄股’问题。”胡汝银说。
而在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鲁桂华看来，股市之所以形成不健康的“食物链条”，主要原因在于存在大量易被欺诈的散户。若投资者具有等量的资金实力和专业能力，机构势均力敌就能形成平衡。
完善做空机制，同样是治理市场操纵“药方”中必不可少的组成。杨剑波等专家和多位市场人士呼吁，应尽快改变沪深３００股指期货“一枝独秀”的现状，针对波动率更高的中小板和创业板推出股指期货，利用其价格发现功能减少操纵行为发生的几率。
除了市场运行机制本身，法律层面同样需要“对症下药”。专家认为，面对纷纷涌现的各类新型操纵的挑战，应借鉴美国等成熟市场的经验，建立举证倒置的法律制度。
“当监管层发现股价异动、成交量放大等市场操纵的要素，而对某些投资行为产生怀疑时，投资者必须证明自己买卖这只股票的合理动机。”张远忠说。
加大惩罚力度，被视为打击新型操纵行为的另一剂“猛药”。“重典的存在，使人们不敢轻易违法，改变为非作歹者的贪念。”鲁桂华说。
在此基础上，专家呼吁建立集体诉讼制度，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让其成为市场操纵等违法行为的监督者。
“当不断有违法违规者付出惨痛的代价，整个市场的环境就会逐渐得到净化。”仇彦英说，这样的话，即使出现再多的股价剧烈波动情形，投资者将不会轻易作出操纵市场或内幕交易的结论。从这个角度而言，有效的制度、监管和执法，是市场能否获得信任的基础。
事实上，中国股市这个发展中的市场，不仅需要“治疗”，更需要“调养”。一方面，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股市回归其高度市场化的本源。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回报水平、强化股东价值理念，让价值投资取代投机成为主流。
对于年轻的中国股市而言，彻底斩断“庄股黑手”或并非易事。但人们有理由期待，伴随监管与执法的不断成熟，“庄股”沉渣泛起的病根将最终消除，还股民一个公平高效、健康理性的市场。（记者赵晓辉、潘清、刘诗平、陶俊洁、刘开雄、高亢、张辛欣）
炒股年头较长的股民，一定还能记起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４年那段人称“庄股时代”的岁月：千股千庄，股价暴涨暴跌、成交忽大忽小、业绩大起大落、交易诡异莫测……自中国股市诞生那天起，“庄股”二字就始终缠绕资本市场，干扰市场运行，践踏“三公”原则，伤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市场操纵是为投资者和市场各方最深恶痛绝的行为。
一般认为，我国证券市场有案可稽的“庄股”，发生在１９９４年的界龙实业：在大户操纵下，界龙实业股票连涨３２天，从１２元一直上涨至３３元，同期上证指数却从年初的８００点下跌到７月末的３３３点。“界龙模式”在较长时间内成为庄家操纵市场的“典型”，其后中科创业、亿安科技、“德隆系”等操纵案，无不遵循类似“操作规律”。【>>>详细】
中国股市的健康正受到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危害。这些行为不仅扰乱市场秩序，更让股市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中国股市需要“法治信仰”，厉行法治使其更加健康运行。
法治强，则市场兴。股市说到底应该是一个法治市场。正如证监会主席肖钢所说：“如果没有公开透明的法律规则，人们无法预期交易结果，无从判断交易安全，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公平高效的市场机制。”
从根本上说，当前股市泛起的各类操纵行为，破坏的是资本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三公”原则。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采取规则治理和法律治理，必须牢固树立法治信仰。【>>>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