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彬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主管，《国际金融研究》杂志副主编。
■ 核心观点
当前深化金融领域改革的核心要素是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为金融业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对中国银行业来说，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加快“二次转型”已时不我待。
大型银行应向综合金融集团迈进；股份制商业银行建设专业银行，提升比较优势；小型银行做精做细社区银行业务。中国需要多层次、差异化、错位竞争的银行体系，以满足不同类别客户发展的需要，这是银行业“二次转型”的方向。
中国银行业告别黄金时代
新京报：你最近主要关注什么？
温彬：就金融领域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利率市场化改革。这不仅给银行业的发展转型带来挑战，而且对宏观经济也会造成不确定性。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启了过去十年的金融业改革，这一轮改革的核心是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银行业纷纷股改上市，中国银行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
新京报：中国银行业的黄金十年原因何在？你怎么评价中国银行业的业绩？
温彬：这首先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银行业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其次，股份制改革使商业银行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风险管理水平也显著提高。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银行业高盈利能力主要来自两个途径:一是规模扩张。截至2013年末，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规模达到151万亿元，较2003年末增长了4.39倍；二是稳定的净利差。由于存在利率管制，银行业的平均净利差多年来保持在3%左右。
新京报：那你如何看待未来十年银行业的发展？
温彬：对中国银行业来说，未来十年是充满竞争和挑战的十年。一是，我国经济增速已从高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新资本协议对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监管要求的提高，银行业凭借资产规模扩张就能盈利的时代已经结束。
二是，自2003年商业银行股改以来，中国银行业尚未经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目前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已经连续9个季度反弹，如何防范和化解信用风险对所有银行都是一个现实而严峻的考验。
三是，利率市场化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对商业银行的传统盈利模式带来挑战，国有银行与民营银行、传统金融与新金融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迫切要求中国银行业进行“二次转型”。
借鉴美国经验，明确“二次转型”方向
新京报：今年两会的时候，央行行长周小川说，大概一两年，就能完成利率市场化。你觉得银行都准备好了吗？
温彬：我国利率市场化已走过了18年，仅剩取消存款利率上限这最后一步。利率市场化是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的核心要素之一，不能因为银行没有准备好而放慢脚步，银行经营战略和行为的转变是倒逼出来的。
近几年，大多数银行的董事会和管理层非常重视利率市场化的应对工作。但是，我国正在进行的利率市场化比欧美和日本当前的情况更加复杂，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遇上了互联网金融，它作为一个搅局者实际上起了一个加速器的作用。我国银行业不仅要面对发达国家当年“金融脱媒”的挑战，更要面对当今“技术脱媒”的挑战。
新京报：能否具体介绍一下美、日等发达国家银行业应对利率市场化的经验？
温彬：美国和日本基本上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利率市场化，总的来看，美国银行业应对比较成功，而日本则留下不少教训。
美国银行业在应对利率市场化时主要采取了三大措施：一是资产负债表重构。“金融脱媒”使银行中介作用下降，银行通过发行金融创新产品增加主动负债比重，尽管资金成本有所上升，但通过增加中小企业贷款、住房按揭贷款、信用卡贷款、消费贷款等具备议价能力的贷款比重，仍保证了一定的利差水平。
二是大力发展表外业务。当时《巴塞尔协议I》还未出台，银行通过金融创新和表外业务扩张，如信用承诺、金融衍生品交易等有效地对冲了利率市场化对表内业务的影响。
三是积极开展混业经营，发展投资银行、保险等业务，这为商业银行开辟了新的盈利空间。
可以说，美国银行业应对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也是美国金融监管不断放松、金融创新快速发展的阶段。
新京报：那日本呢？
温彬：当时，日本也出现了“金融脱媒”，不过仅体现在大企业贷款的“脱媒”，而日本国民偏爱储蓄的习惯使银行的负债并未受到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源源不断的储蓄使日本银行业资产负债表急速扩张，银行在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投放的同时，在土地和房地产贷款方面的规模越来越大。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银行业资产规模超过欧美位居世界前列，但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日本银行业也从此一蹶不振。
新京报：我们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温彬：距离欧美发达国家利率市场化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经济基础、监管规则、技术革命等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当时发展表外业务就没有太多限制，但目前《巴塞尔协议III》就通过杠杆率等指标约束了银行业表外业务的扩张。不过，对当前中国银行业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比如：发展存单（CD）提高银行主动负债能力应对存款分流。去年末我国部分试点银行开始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同业存单（NCD），预计今年将进一步扩大到对企业和居民发行。又比如：前几年大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都不高，随着大企业更多地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大银行对中小企业融资开始由“要我贷”向“我要贷”转变。
虽然我国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但已有不少大银行拥有了证券、保险、基金、租赁甚至信托等牌照，综合经营以及大资管都为银行改善业务结构、提高盈利水平创造了条件。
新京报：面对利率市场化，你认为商业银行应该如何进行二次转型？
温彬：目前，大、中、小各类规模的银行都提出发展中小企业，认为可以通过提高中小企业贷款定价来应对资金成本上升造成的净息差减少的压力。这种客户结构调整一边倒的转型思路与利率市场化的要求背道而驰。
我认为，大型银行应向综合金融集团迈进，走“综合化、多元化和国际化”发展道路，更多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将来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具有更大空间。股份制商业银行建设以某一项业务为特长的专业银行，比如私人银行、小微信贷、资金交易等业务，提升比较优势。小型银行可凭借灵活机动和社区信息优势，做精做细社区银行业务。中国需要多层次、差异化、错位竞争的银行体系，以满足不同类别客户发展的需要，这是银行业“二次转型”的方向。
互联网金融加速利率市场化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中国的利率市场化遭遇互联网金融，变得更加复杂，是不是说互联网金融加快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温彬：在我国，由于股市长期低迷，资本市场发展对银行“脱媒”的冲击相对渐进和缓和。而当利率市场化遇上互联网金融，其影响呈现加速度。
目前，对互联网金融拥护和质疑的声音都很大，究竟是先发展再规范还是在规范中发展应取决于互联网嫁接的对象。互联网其实更像是一个渠道，在“渠道为王”的时代，互联网就具有了超强的能力。它可以和不同的行业和领域进行嫁接，于是便出现了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房地产、互联网旅游等等。因此，除需要对互联网本身的规范外，对于与之嫁接的对象自然也要接受相关行业的规则。
新京报：之前关于“余额宝”也有一场大论战，说是银行的“吸血鬼”，不仅没有任何创新，反而推高了社会融资成本，你怎么看？
温彬：互联网理财产品的高收益正是放松利率管制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必然结果。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对银行最显著的冲击是导致银行活期存款加速市场化定价。
最近三年，企业和居民活期存款占一般存款的比重从50%下降到37%。照此速度，每年大概有2万亿元活期存款转向高收益的理财产品，银行为此要多支付上千亿元的资金成本。
新京报：那你是否也赞成对余额宝等产品征收存款准备金？
温彬：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支持者认为，对余额宝征收法定存款准备金是商业银行“绑架”央行的自救行为。其实，从理财产品发行门槛看，银行理财起点必须是5万元，而互联网理财1元钱就行，这既限制了银行理财发展空间，又使银行背负了“嫌贫爱富”的坏名声。我赞成央行统计司司长盛松成的意见，出于货币政策调控的目的，应针对商业银行的同业存款征收法定存款准备金，而不是针对货币市场基金或余额宝征收。
客观上讲，一旦开征，势必会使互联网理财产品收益率下降，从而使其吸引力下降，但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未来走势会因属性不同而分化：对余额宝来说，因为它绑定的是支付宝，因此随着支付宝客户数量的增加和交易保证金的增长，余额宝还有发展空间，但对于那些单纯靠高收益吸引客户的互联网理财产品来说，未来生存空间会越来越窄。
利率市场化还有三道关
新京报：你会不会觉得利率市场化过快了，特别是互联网金融以来，银行好像有点招架不住？
温彬：的确，当利率市场化遇上互联网金融，使银行业竞争格局更复杂，银行不仅要应对资本市场发展的挑战，更要应对互联网新金融模式的挑战，后者对银行来说更加陌生且不易驾驭。
新京报：所以说取消存款利率管制很容易，但与利率市场化相适应的配套制度还并不完善。
温彬：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容易，但要真正建立一套适应利率市场化的宏观调控机制、商业银行定价机制、利率风险管理机制还需要过三道关：
一是，建立以央行调控基准利率为基础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整体来看，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以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定价参考产品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提高。
二是，提高银行定价能力。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最直接的挑战是对贷款定价的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的考验。目前，大多数银行还做不到分客户、分产品的定价，还未达到精细化管理的程度。
三是，发展规避利率风险的衍生品市场。与利率市场化相伴，银行的利率风险凸显，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规避利率风险的人民币衍生品市场，为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利率掉期、远期利率协议、利率期权、利率期货等利率风险管理工具。
此外，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破产退出制度也是实现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基础。
不良贷款上升是更主要风险
新京报：在贷款定价能力方面，原先就扎根于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是不是更具优势？
温彬：利率市场化其实是考验银行的风险偏好、风险管理和识别能力，而贷款定价就是这种能力的集中体现。长期以来，大银行习惯做信誉良好、有担保抵押的大客户，而中小银行大多定位在服务中型和小微企业，利率市场化自然给了中小银行进一步做深做透中小微企业的空间。
新京报：但为什么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出问题的倒闭的都是中小银行？
温彬：通常，大家把美国利率市场化期间有上千家金融机构（主要是储蓄贷款协会等中小金融机构）倒闭看做是中小银行不能适应利率市场化挑战的证据。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客观。出现上述现象主要是上世纪60-70年代，储蓄贷款协会发放了大量的低息、固定利率且长期（一般为30年）的住房贷款，而80年代利率市场化使银行的负债成本快速上升，最终导致储蓄贷款协会经营亏损、破产倒闭。
我国中小银行发放贷款的期限较短，且基本是浮动利率的贷款，负债成本提高是可以通过提高信贷客户的风险溢价进行对冲的。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引起潜在的不良贷款上升可能是当前应对利率市场化更主要的风险。
■ 人物
温彬 工作之余和学生一起交流
温彬1998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毕业，分配到中国银行公司业务部从事了6年的银行信贷和客户营销工作。出于对研究工作的喜爱，申请从银行实务部门转到国际金融研究所做宏观经济金融研究，期间还先后负责过《国际金融研究》杂志编辑出版和银行战略管理的工作。多种工作性质和职能的转换，使他对银行业务和实体经济运行有着深刻的理解。
目前他还是中央财经大学和对外经贸大学的兼职教授，每年要指导几名研究生的论文，繁忙工作之余定期和学生们就选题、观点、数据分析进行交流。
温彬认为，虽然理论源于实践，但一味关注市场的潮汐变换，时间久了，思维也会枯竭，和学生们一起学习理论、做点学术研究，有助于理论和实际很好地结合，从市场分析中发现问题，在理论学习中思考升华，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研究逻辑和框架，提高市场分析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他认为，市场机构研究的核心工作之一是对宏观经济金融数据做预测，预测无常胜将军，分析师即使有好的研究逻辑和框架，也要敬畏市场的力量。
【同题问答】
Q：对2014年的经济、社会运行，你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A：最大担忧是地方政府和企业部门债务可持续性问题。由于经济下行、投资效率下降等原因，不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企业经营现金流不能正常还本付息，只有依靠筹资现金流进行“还旧借新”，融资成本的上升又会加剧债务负担，一旦出现流动性问题就会迅速导致信用风险。
Q：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300多项改革中，你最关注哪一项？
A：作为一名金融工作者，我最关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方向，过去十年，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大大加强，但金融要素价格的管制不利于商业银行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也不利于发挥金融杠杆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Q：评论认为，未来两年是上述改革推进的重要窗口期，你认为两年内，最有希望改变现状的一项改革是什么？
A：简政放权，打破行业垄断，给民营经济松绑，通过发展混合经济增强市场活力。
Q：未来10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最具有投资前景？
A：2025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突破3亿，养老产业将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Q：对于中国的诸多经济学家，你最为尊敬的是哪一位？
A：南开大学杨敬年教授，今年106岁，1948年获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对我国发展经济学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我在南开大学读硕士期间的导师之一，我的学长孟宪刚先生曾著有《天地智者——解读南开大学百岁教授杨敬年》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