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很多人喜欢开会，大事小事、有事没事总要找个理由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尤其是现在大兴“会议经济”之风，开会就成了招财进宝的冠冕堂皇的招牌。但我们常见到的却是台上讲者吐沫横飞，台下听者恹恹欲睡。“一些老大难”问题并不因开会而有额外起色，顺利的工作也不会因缺席一两次会议或漏听一两个指示而受阻。日子照样过，事情照样做，当然会议也照样开。

　　研究者对于会议泛滥做过各种各样的探讨，见仁见智。但就经济学角度来看，衡量一次会议的意义则不能不考虑其机会成本。

　　其实，喜欢开会不独是中国的“专利”，对于开会采用机会成本的经济学方法研究当然也不是笔者首创。根据一家研究机构对美国最大的1000家企业的200名老总所做的调查，老总们估计在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中，平均15分钟用于打电话，32分钟用于阅读或抄写不必要的备忘录，而竟然有72分钟用于不必要的会议。可见，开会不仅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在十分注重效率的西方也司空见惯。华盛顿和日内瓦似乎也是因开会（开得多、开得大、开得高）而开出了名，这无疑给美国和瑞士带来了效益，但是对于世界和整个人类未必就有同样的效益。现在看来，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不仅是人类和平与环境污染，似乎还有开会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社会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早在笔者呼吁之前，就作了大量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他认为，不必要的会议难以控制，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忽视了机会成本。“无可否认，每个会议都具有一定目的，通常我们只能在会后对会议的必要性下结论。要命的是，企业在安排会议的时候，常常因为不必为参加会议的人额外付钱，便相信会议的成本为零。他们忘了，如果不开会，这些薪水很高的老总们会去做别的有用的事情。”

　　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洋洋洒洒的分析之后，还自信地开出了这样一个医治药方———主要是纠正人们对会议“零”或“低”成本的认识，加强与会者的紧迫感，以提高会议效率。他建议，在会议室显眼处设置一块计时牌，累计并显示全体与会者的薪水数额，直到会议结束。举例来说，20名薪水为45美元／小时的与会者参加的会议，每小时的成本就是900美元。此外，还可加上诸如会议室的使用成本和组织费用等。有了这块分秒必争的计时牌，“时间就是金钱”便真正成为一种压力。对他的这种设计，这位经济学家颇为得意。他说，试想，当薪金数字跳到四位数时，还有哪个大老板愿意付钱让一群职员毫无成效地空坐下去？还是长话短说为妙，趁早结束会议，把职员送回各自岗位上为公司多干活吧！

　　当然，这种度量应以时薪制为前提。经济学家的锦囊妙计，企业家可以仔细斟酌，政治家能否量体裁衣？对于非开不可的会议，日本的老板早就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在空荡荡的办公室，大家都站着说话，没有舒适的桌椅，没有香甜的咖啡，更没有免费的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