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喧嚷的流行乐坛走向了寂寞的民间。他的经历和思考或许告诉我们：文化传承、环境保护与乡村建设是怎样的密不可分，荣辱与共——

　　为什么要进行商业演出？因为土风计划的精髓是“活化传承”，不放在博物馆里，不泡在福尔马林中

    文化人都喜欢“采风”。而陈哲正在掀起的是一股“土风”。

    2007年12月27日，陈哲带着“土风计划”，在京举行了推介会，宣布举办商业演出，“因为文化是有尊严的，也是要经受市场考验的。文化传承小组的成员，必须能够从他们的劳动中得到收入，这样才可能获得他们所出身的村寨父老的支持，也才有可能反哺家乡。”同时他宣布，“土风计划”要开始全国巡演，要在北京建一个基地，要与各方力量有意识地合作，他开始积极推动在云南省兰坪县的玉狮场举办“大树文化节”。

    2008年1月21日，“土风计划”普米族传承小组如期在解放军歌剧院举办两场演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我早早来到了现场，正是午饭时分，陈哲和普米小组的全体演员，正在走台，把节目一遍一遍地过。

    陈哲抽空和我聊了几句。“他们不是演员，但是需要上台演出的考验。他们演出了无数次了，但今天的这一次，算是最正式的。节目非常多，舞台是正式的，观众是买票来看，是商业演出，观众的挑剔和要求与联谊活动、土风展示这样的场合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些小孩子都会有些紧张……他们是村寨文化使者，他们的文化是需要保护的，但更大的可能是，他们的文化在保护着我们。”

    陈哲所说的“他们”，是即将走上舞台的17个普米族农民。“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农民，从山里出来，还要回到山里去。因为我们土风计划的精髓，就是活化传承，不是静态传承，不是标本化传承，不放在博物馆里，不泡在福尔马林中。他们要经受主流的社会环境的考验，但又不能像许多文化承载体那样成为主流环境的牺牲品。他们要在村庄里默默地生活和劳作，但他们的文化又必须充分地表达，获得时代的尊重和信任。”

    下午的演出人不多，800多人的观众席，大概只坐了300人。晚上的一场就好多了，至少坐了600来人。在这次“商业演出”之前，我多次探访过普米小组的驻地，坐在旁边悄悄地观看他们的排练和生活。我看到的每一个节目都很好，但是这些节目偏向于陈列，仍旧是博物馆里展品示范的思维方式。于是我问他们：有没有可能让节目互相关联起来，组成一台有“戏剧性”的晚会？中国有太多的节目汇演，都是拼盘制，节目之间，没有关联，缺乏照应，互相之间不对话，导致每一个节目都非常的孤单和生冷。

    陈哲说：“这十几个节目有关联性，如果仔细编排，删去枝丫，添加一些过渡和转场，灯光和布景也用心一些，确实有可能熔铸成像杨丽萍《云南印象》那样有‘神圣的通俗’特点的作品。我们是得考虑这个问题。”确实，节目都和森林有关，和热爱自然有关，都有美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编排成一出大戏，比如叫“大树之歌”。有一天，在排练的间隙，几个村民突然提出，应当在节目中加一个小品，把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们对抗砍树集团的故事演绎一遍。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美好的村庄，与周围8万亩森林生态系统所凝聚出的美好自然关系是如此的紧密；他们的心灵，与诸多“树子”的心灵是如此的相通。

    这个节目上演了，非常朴素，非常生动感人。

　　人和树是一样的，要让小树得到大树的基因，就必须让小树活在大树身边，一起活在自然界中

    1992年，陈哲开始采风。“当《同一首歌》在中国唱响的时候，我却离开了《同一首歌》，离开了乐坛，来到大山里头。当时是想为贫血的中国音乐和文化寻找再生的机制。因为中国的流行音乐我觉得是苍白的。”

    “土风计划”在云南有好多个项目点，玉狮场只是其中之一。普米传承小组的成员也不全是来自玉狮场，而来自所有有普米族人的村庄，包括与四川交界的宁蒗县。普米族有三万多人，分散居住在许多县里。很多村庄遭遇的“危险”超过玉狮场。“至少玉狮场周围的8万亩林子现在还没有被动过，而其他村庄几乎都把树砍了。”自然破坏伴随的其实就是心灵的破坏，自然界发生的水土流失，伴随的是文化的水土流失。

    “土风计划”很难。首先是村里人不支持，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外来的文化人到底想干什么。把小孩子组织起来，耽误他们干活，耽误他们上学，耽误他们“找钱”，去学一些花哨的“文化”，半夜还在火塘边跟着村里的老年人学跳舞，学祭

    3月12日，植树节，一份“留住美好大树”的倡议书悄然诞生并开始传播，号召人们从这个春天开始，不要只顾埋头种树，而是有意识地“先保护好长在中国大地上的天然林”。第一个项目，指向了云南一个遥远的普米族村庄———玉狮场。发起者中，闪动着“土风计划”以及一个名叫陈哲的人的身影。

    陈哲曾经是名人。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作为词作家、音乐人的名头，伴随着《让世界充满爱》、《血染的风采》、《黄土高坡》、《一个真实的故事》、《同一首歌》等等家喻户晓的作品流传。甚至可能有不少人知道陈哲会画画，而一些读过报道的人，还会谈谈这个长发青年、个性青年的“创业故事”。

    如今的陈哲在江湖上似乎有些消隐，许多人已经忘记了他。有人惊讶于他银行账号上的财产正在一天天地耗尽，有人忽然发现，这个人，正在走上一条靠一两个人似乎绝难闯出重围的道路。但是，也有人认为，他比以前更值得敬重。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在这个新的“真实的故事”里，也有着让人感叹的“血染的风采”。祀的祷词和仪式，学习弹口弦，学习编织。几十年了，快失传的技艺第一次被人强调得如此重要，多少有些奇怪。

    何况得有资金投入。既然你要把人组成小组，那么这些小组就得有创收能力；既然是以“聘请老师”的名义向老人学习，那么这些来“授课”的人，多少就该有些“教授费”。

    “土风计划”虽然获得了一些基金会的支持，但经费终究太少，个人的财产又有限，需要钱去推动的许多事，难免就做得很困难。何况，有许多事是与钱没有关系的。没有钱做不到的事，有钱也未必做得到。

    2006年，我到玉狮场村采访时，一些村民说：“在陈老师来之前，我们没有太想过，到底我们的文化有多么大价值，我们保护森林的传统有多么重要，我们面临的文化流失和断裂的危险有多么巨大。有许多人认为，生活在改善，只要生活改善了，文化就会回来；只要生活改善了，自然环境就会好转。现在，我们开始慢慢有些明白了。文化丧失了，就像石头下了山一样，可能永远不回来。”不要说整个土风计划，仅仅是“普米传承小组”，从2002年到2008年，就经历了好几次的震荡，小组组成了又解散了，成员来了又走了，满怀的信心，最后都被疑心和焦虑所冲淡。

　　文化保护ABC理论：土风计划试图强化的是B，也就是根和花朵之间的枝干

    陈哲有一套“文化保护ABC理论”。

    “民间文化需要活性保存”。他相信，文化保护与环境保护是一体的，两者都是为了“社区强健”。只有强健的社区能够抵抗外来的冲击，只有经受住冲击、能够与世界充分对话的社区才是强健的社区。生物多样性就是文化多样性。

    “土风计划”是从歌舞介入的。若把文化看成是一棵树，A是根，B是树干，C是树叶和花朵。根文化A是基石，可以当作基因库来看。根不是为了展现给外人看才存在的，而是支撑着整个系统，里面包括了各种传统的智慧以及古老的祭祀等信仰。B是A的延续，比如可视性的一系列文化产品和表达。C是树梢和花朵，具市场化倾向，更多体现为艺术家和社会的摄取再造。

    “土风计划”就是搜寻挖掘B，并把B拿到外面的世界展示，引起外界的注意。而在民族内部，则因为B的被挖掘和重视，重新回到根文化A的传承上去。民间文化必须是“活”的，必须在劳动中，而劳动必须有家园。在保护挖掘传统艺术形式的同时，更为紧迫的是要保护好其赖以生存的村寨文化环境，这也是A所深深扎根的土壤。

    “因此B非常关键，要做到伸缩自如，没有B的支撑非常困难。有些保护主义者太强调A，有些开发主义者太强调C，可没有强壮的、健康的B在中间贯通，A会枯萎，会腐败，C会暗淡，会闷损。因此，说到底，土风计划试图强化的就是B，也就是根和花朵之间的枝干。”

    这就是“活化传承”。要让这些文化承载体、生长体有尊严地、健康地、正常地活着，他们所接续、延展、流转的文化基因才可能繁衍下去。因此，他们自身也要有经受考验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要让这些本来就具备良好竞争力的文化，在新时代浪潮中，也同样具有搏击、冲浪的才能。

    2008年春节，在歌剧院演出的17个普米小组成员，有9个买到了火车票，回到了云南家乡。有8个人，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七，都在北京世纪坛的庙会上演出。

    春节后，在“土风计划”普米小组的驻地，陈哲对我说：“这几年，普米小组的人经常在北京，在全国露面，演出、展示、联谊。但他们从来不‘乞讨’，从来不伸手向别人索要。他们演出的报酬并不高，但他们都很投入。小组的成员在不停地轮换，这个出来一阵，然后就回家务农；那个在家务农一阵，又出来接受锻炼。我现在把他们定义为村寨文化、民族文化的使者，原因就在这里。他们不是演员，但他们要把自己民族的信念和文化传播到全世界。他们是农民，但他们必须具备与当今潮流共同前进的能力。他们讲的是自己的故事，但同时也要宣扬一种价值———自然是美好的，需要保护；文化是美好的，需要被尊重和流传；精神家园是每个人都需要的，而这个精神家园，可能就在你自己的心底，只是你把它们抑制了、弱化了、隐藏了。稍微换个频道，转个弯，回个头，翻个身，你就有可能重新触碰到它。”

　　这些普米族的年轻人，学习传承着民族的传统，也要学电脑，学会在城市里生活

    如果没有土风计划，现在普米族的年轻人可能没有一个会弹口弦。口弦是竹子削成的，宽约一厘米的薄竹片，中间切上两刀，一头连着，一头断开，像个簧片那样能够震动。三片或者四片，一手拿着放在嘴前，嘴里吹着，另一只手伴弹着。

    每次他们的口弦表演都让我迷醉。这是一个纯自然的乐器。玉狮场的村民说：“听村里的老人说，口弦是他们干活时经常带在身上的，在山上累了，或者休息了，就拿出来玩一会儿。有些技巧高的人，能用口弦互相对话。我们现在才学到皮毛，希望以后能够学得更好。”

    羊头琴也是如此，在陈哲到来之前，村里已经几乎没有人会拉、会做羊头琴。祭祀、“古歌”也是同样。玉狮场村里的“古歌老师”杨国栋八十多岁了，他说，如今附近的各个村庄，能够在婚丧嫁娶等公共活动时和他“对歌”的，几乎已经没有。如果再不教给年轻人，大概就无法复原了。

    2008年春节后的一天，普米小组在北京租住的房间里，多了４台捐助来的旧电脑。杨珍美有些好奇又有些担心地坐在电脑前，试着用汉字拼音，敲下了她的名字，开始写日记。杨德秀在另外一台电脑边，试着把自己的日记给“电子化”……这些“汉族名字”叫熊梅、和正琴、李正凡、和勇、熊桂庄的年轻人，都在做同样的尝试。只有杨晓娟好一些，因为此前她学过打字。陈哲专门找了一个大学生来当计算机老师。连着上了好几天课。几天后，他们的饭桌上，又堆了一批书，从“四大名著”、“唐诗宋词元曲”，到《中国农民调查》、《新华字典》，以及英汉对照的一些小读物。

    这些年轻人，在村里时往往只上过小学，有的小学没毕业就上山放羊去了。如今几年下来，他们学会了口弦、跳舞，学会了祭祀的仪式规范，他们现在还要学会电脑、上网，学会理解“中华传统文明”，学会在城市里生活。

    留住美好大树，让这些村庄继续与天然林相依为命，同时也能获得良好的发展

    2008年3月初，陈哲又回了一趟玉狮场。他发现，如果外界的力量再不进行适当而有力的帮助，那么这个村庄今年很可能开始砍树。此前，这个村庄为了避免大树被砍，宁可拒绝道路，宁可生活在贫困中。“其实道路只是一个象征，假如这个村庄有保护自己、发展自己的能力，身边有千万条高速公路也能相安无事；如果他们无法保护自己，那么即使层层封锁也挡不住自然的破坏和人心的损伤。因此，‘土风计划’要做的就是在开放的环境下保护，就像大树，就像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物种，都是在自然的风雨中传承。”

    于是，3月12日植树节这一天，“土风计划”与多家环保组织、搜狐公司共同发出了“留住美好大树”倡议书，号召大家“先保护好长在中国大地上的天然林”。通过“认领”这些天然林中的大树，保护好生态。认领的钱，会交到全力保护某片天然林的村庄手中。这个村庄会成立一个农民合作社，用这笔钱在村里开展由他们自主管理的小额信贷。希望这些与天然林相依为命的村庄，他们的保护意识、发展前景能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这样，他们的生态伤害力就很可能转化为自然保护力，他们的文化“活化传承”的可能性就会得到大大的增强。这个名为“大树基金”的项目，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在短期内，面向全国的网友，为玉狮场募集50万元。

    陈哲说：“不仅是玉狮场，‘土风计划’所有试图帮助的村子，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扶持。全中国有许多这样的自然村和文化，也都可能用这个方法去保护。”（冯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