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蕾执导的第二部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本周五公映。作为演员的徐静蕾出道多年，一直有着相当不错的口碑，而作为导演，她的新作每每问世，总是伴随着争议。当一个偶像明星向“才女”转化时，注定要经历一个被重新打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影评人的敏感也许远远超出她的想像，“女权主义、做作”等尖锐的评价见诸报端，徐静蕾打趣地说，“我有那么复杂吗？《来信》已年满18岁了，该独立了，我不会再多想什么。”

    记者：看过茨威格小说的人，常常感动得一塌糊涂。看过你电影的人，是不是也有同样感受？

    徐静蕾：其实看过茨威格小说的人，感受大相径庭，很多女性就觉得他是一个地道的男权主义者，夸大了男人在爱情中强势，贬低了女性，而一些人的确被感动得流泪满面，包括我自己，所以片子引起争议应该很正常。但有一点肯定，每个人感情经历不同，体会也不一样，十多年前我看《来信》，把它当琼瑶小说读，觉得男主人公真坏，现在感受完全不一样了，在《来信》中每个人都可能找到自己的感情参照系。

    记者：拍《来信》你把故事搬到了中国，情节也有些变化，会不会让人觉得味不对了。

    徐静蕾：爱情是全世界最通用的语言之一，爱情不分东西南北，所以在哪儿拍并不重要，关键要看合不合我的理解，比如我决定拍《来信》时，有人建议到上海取景，觉得有洋味，但上海已被拍烂了，好像一提旧中国就只有上海似的，我决定在北京拍，是因为在北京我有家的感觉。

    记者：看小说的人觉得茨威格男权，看过你电影的人觉得你女权，这是个有趣的矛盾。

    徐静蕾：我不知道女权是什么意思，难道因为我是女导演，有一些女性的视角和感情就“女权”了？我不喜欢这种提法，从我个人经验，生活中大谈女权的人，往往特别自悲，我不认为谁比谁低一等，我挺自信。如果涉及到片中人物关系，我就更不能承认自己女权了，如果我拍片前必须先设定一个道德立意，那片子就没法拍了，我不愿意做的恰恰就是道德评判，男人与女人谁伤害谁是说不清的一件事儿。我觉得一个导演最重要的应该是如何用电影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向别人解释自己的电影。

    记者：片中的爱情多少有些另类，老百姓能接受吗？

    徐静蕾：《来信》上世纪40年代好莱坞曾拍过，片尾男主人公非常后悔，并去寻找那个深爱自己的女孩。这样的处理可能更商业，或者说更能迎合多数人的趣味，但味道就少了。我并不是不追求商业，我一直认为商业与艺术在一程度上是统一的，我愿意按我的理解拍，其实生活中很少存在有头有尾的故事，更多的时候是有开始没结果，惟一一定的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终结的时候，在这之前，人生充满各种可能性，所以我喜欢开放式的结尾。

    记者：有影评人认为你的作品充满做作与刻意，我听不出这是不是善意，往往这样评论的前提都强调你是个有个性的导演。

    徐静蕾：我不知道做作是什么意思，现在我对很多形容词充满怀疑，比如什么“浪漫”“美好”，如果把做作理解为刻意的话，那我的电影就是刻意。我刻意地想让观众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觉得《来信》每个人都能看懂，这种刻意是对的。

    记者：可能是你从演员转做到导演给人一种较劲儿印象。

    徐静蕾：较劲儿我承认，也许是我眼高手低，我不喜欢被既有的模式压倒，愿意尝试关于电影的一切。结果证明，这样的感觉很刺激，比如，当了导演后，我觉得干导演比演员轻松，虽然大伙儿都不信，但这就是我的感受，不去干导演，我永远体会不到。

    记者：有种说法你在西班牙获奖是迎合了外国人的趣味，其实现在中国电影在外国获奖，往往给人一种很可疑的印象，你有什么特别体会。

    徐静蕾：外国人更喜欢对你作品中的具体问题做评价，比如，他们特别喜欢小男孩在舞厅里一场戏，觉得很有设计感，我喜欢这种导演间的技术交流，觉得特别实在。

    记者：这周影片终于要上映了，你的心情怎样？

    徐静蕾：我觉得《来信》就像我的孩子，年满18岁了，终于长大了，可以独立了，不管别人说什么我无所谓，只会默默地希望它能成功，其他就不再多想了。（吴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