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红在《宝贝》的新闻发布会上

    李少红是我所喜欢的导演，在第五代里，她应该说是特立独行的一个。她的作品风格一直在变，对她早期的作品我熟悉的只有《红粉》，她将敏感的“妓女改良”题材处理成了两个不同性格的女人在情感上的争夺和较量，并在最后照见了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之后，她转向了电视剧的创作，推出了诗化风格的《大明宫词》、华丽包装下的三个女人故事《橘子红了》，以至于有人说，是李少红让人知道了电视原来也可以这么拍。在《恋爱中的宝贝》（以下简称《宝贝》）她又把镜头对准了当代年轻人的感情世界，并在影像上来了一次非写实主义的革命。她说，《宝贝》一定会有人不喜欢，但也一定会让人们不平静。

    “我不反对别人说我是女性导演，但这个称呼不断被重复，就有了一个暗示，重复性别就是在重复强调，你是一个女的，你是少数派。你什么时候听人说，男性导演张艺谋，男性导演陈凯歌？”

    记者：看过一些报道，说您很反感女性导演这个称呼，为什么？

    李少红：我不是反对这个称呼，但如果这个称呼被不断强调，就有了一个暗示，那就是在重复强调：你是一个女的，是一个少数派。我有时候会被问及这样的问题：你是一个女性导演，为什么喜欢拍女性题材的电影？你不觉得这种问题是有语病的吗？谁会去对一个男导演说：你是男性导演陈凯歌，男性导演张艺谋？我觉得挺悲哀的。30年前，我们对性别很漠视，只有一种性别意识，就是集体意识。但在改革之后，大家对性别又特别强调起来了。其实商品世界就是男人为女人设计的一个美丽陷阱，但女人却以为自己被强调了。

    记者：是不是因为在中国，女性导演确实也是少数派，所以才这么被强调？

    李少红：在中国，女导演应该算多了。在国外，女导演那才叫少。我去过很多电影节，发现35毫米故事片的导演里基本上就没有女导演。美国就更是这样，在美国，没有一个你能数出来的女导演，即使有，也是一闪而过，能够坚持下来的特别少。在欧洲，英国和法国也一样，能数上来的女导演几乎是凤毛麟角。惟一能够被国际影坛提到的是澳大利亚女导演、执导了《钢琴课》的简·坎皮恩。澳大利亚女导演的产量很低，她自己是戛纳的常客，几乎从她一开始拍片就拿去参赛，我不记得是五次还是七次，她才得以和一个男导演（注：指陈凯歌，作品是《霸王别姬》）一起并列得到戛纳的金棕榈奖，可以说非常不容易。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和我刚才提到的在我们那个时代的集体性别意识有关，不知不觉的，很多女性对自己的性别都不是特别在意。

    记者：我采访许鞍华的时候，她也说，自己很少意识到是一个女性。

    李少红：要提女导演，亚洲就是一个许鞍华了。从我们学电影的时候，就在看她的《投奔怒海》，到了今天，她还在和我们并肩挺立，而且水准不降。你要知道，环境的力量是很大的，要坚持下来不容易，但她却一直坚持不懈。

    记者：跟许鞍华聊天的时候，她也说，做导演这一行不容易，尤其是在香港那样的商业环境下，要获得资金只能有两个途径：一是直接的回报———票房；一个是艺术口碑———获奖。在内地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压力？

    李少红：有。而且女的跟男的不一样，男的输得起，女的输不起，男的一部输了可以说重新来过，但对女的来说，输了一部，就会有人说，你不适合干这个。不过女性有一个优点，尤其是中国女人———就是坚韧。“我们的电影语言到现在已经不够用了，我有一个观点，那就是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阅读的时代，而是一个影像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找到描述这个时代的电影语言。”

    记者：你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拍电影，到了今天，你觉得电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李少红：我们的电影语言到现在不够用了。我有一个观点，也许专家们不会同意，那就是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阅读的时代，而是一个影像的时代。文字和语言的功能在退化。尤其在年轻人的生活和交流上，语言和文字的功能在被更多的样式所改变。现在流行的网络语言、短信语言，你会觉得，根本就不符合语法。比如说“哇噻！”这样的词，什么意思？说不清，但它就是一个具有感叹意义的词。又比如短信上表示微笑的一个括号两个点，根本就不是字嘛。语言的表情化、符号化、象声化，种种现象都在说明今天的语言在逐渐脱离传统。我以前老是会纠正他们说的话有问题，后来我觉得我错了。难道它们不应该存在吗？事实是任何一种人文形式的存在都是有道理的。电影也一样，以前我们总是讲现实主义，但到了《宝贝》的时候，我就发现镜头往那儿一放，拿“斯坦尼康”（一种摄影方式）拍不对，拿移动拍也不对，这是一个有点恍惚的片子，如何能够在电影上呈现出虚实的关系，成了我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个时代在要求你改变。

    记者：称你为“先锋”可能不合适，但你的确一直在探索并实践着新的影像语言。有人说是你的《大明宫词》教会了人们原来电视剧也可以这么拍。而从我看到的《宝贝》预告片和曾念平说起在法国做后期时的一些场景让我觉得，你在《宝贝》里掀起的电影语言革命，可能会有更大的争议。

    李少红：我不是先锋。但我一要找到描述这个时代的电影语言。让我特别震撼的有两部片子，一部是上世纪90年代的《猜火车》，描写的是一群吸毒的青年的故事；另一部是2002年的《迷上你》，剧情也很简单，三句话就能说完。但让我震撼的是电影的语言，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语言方式，导演找到了非常准确的描述这一群年轻人的精神状态的方式。

    记者：你本来可以不用做这样的改变，改变其实也是一种冒险。对你来说，保持原样应该更驾轻就熟，为什么还要在这样的年纪做这样的冒险？

    李少红：我觉得，终归要把这个事情想明白。我要知道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这和我们的艺术生命有直接的关系。

    记者：我说的冒险，还有一层，就是票房，你会不会考虑到冒险所带来的投资回报问题？

    李少红：不能回报投资者，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撒谎的人。所以我才会放下我自己的片子（注：正在拍的《绝对隐私》）为《宝贝》做十多个城市的宣传。但我不是一个很圆滑的人，我就像拍电影那样去对待我的话语。《宝贝》不是一个常规的影片，但它最贴近人的情感，就像你的心，你的肺，也许你从来都没见过它们拿出来的样子，但它们一定都在那里，是真的。片子出来以后肯定有人会不喜欢，因为有点极端，但它一定不会让人们平静。

    “和曾念平在工作中会有很多摩擦，毕竟他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所以有时候会吵得天翻地覆。其实想通了就是一个男人和女人的视角不一样。”

    记者：你的先生曾念平是圈子里的摄影师，你的很多作品，包括《红粉》、《大明宫词》、《橘子红了》、《宝贝》几乎都是他做的摄影或者摄影指导，工作中会不会有摩擦？

    李少红：会有很多摩擦。毕竟他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他带着他的意识去看，我带着我的意识。一开始大家会特别地强调自我，所以就会发生很多盲目的误会，急了就会说：你自己干吧。后来想通了，其实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视角不一样，没必要吵得天翻地覆。我也不会是那种盲目的固执，如果他说得这样好，我也会试一试，所以通常是两个人的方案都拍一遍。

    记者：他拍片的时候你会去现场指导吗？

    李少红：（笑）不会。我觉得那是人家张扬自己的主义的时候，没必要去插一脚。不过在幕后我会帮他，因为他现在也开始拍片（注：曾念平导演的片子有《人间四月天》、《买办之家》），做摄影的人转做导演还是需要一点帮助的。

    记者：结婚后你有了孩子，为此歇了三年没拍电影，会不会觉得牺牲很多？

    李少红：一开始我也想是不是可以把孩子放下来出去工作，但后来发现不行。有了孩子你就必须承担责任，这不是一件随便的事，我当时是把这个事情想得很清楚才决定的。后来出来拍片，拍的时候要么把孩子放爷爷奶奶家，要么放外公外婆家，但做后期的时候我一会带着她，她就是在拍片机前长大的。我觉得孩子小的时候教育特别重要，那时候下的功夫特别大，几乎是每一分钟我都在调教她。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只要前面用心多一点，后面就顺了。孩子现在大了，你就算放开了手，她也不会怎么样。

    记者：孩子现在多大了，在做什么？

    李少红：十九岁了，在英国。她想报考的是伦敦经济学院，目前是跟电影没关系。（笑）不过谁知道呢，我像她那么大的时候，我也没想到自己会干这一行。

    记者：您觉不觉得自己挺幸运的，想做的事情做到了？

    李少红：我不幸运，其实我做得很难。我非常努力。在片场的时候，包括编剧郑重他们都会说，这个镜头可以了，但我还是觉得不行，还是要推翻自己重新来过。《大明宫词》出来以后，我没什么背景，是我和小婉两个人站在中央电视台门口，求他们能不能看一眼我们的片子，到最后才能播的。我们比任何人都要努力，如果说这样的努力都还不好的话，那简直就是上天的不公平。（广州日报　记者龙迎春／文刘继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