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法条等于是部分地采行了“举证责任倒置”，一定程度上为弱势的劳动者提供了法律武器。不过这一法条仍然有其局限性：劳动者如何知道用人单位有没有掌握他们加班的证据？就算知道了，又如何证明用人单位掌握了这种证据？从极其绕口的法律行文就可以判定，借助这一法条维权是相当费劲的。公允地说，劳动者“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证据”，恐怕不比劳动者自己提供加班证据更容易。所以，这一法条的实际作用恐怕主要是遏制“个别劳动者刻意刁难用人单位的行为”，而其能否有力地帮助劳动者维权，暂时要打上一个问号。
从以往的关于加班费的维权实例来看，劳动者就此与用工单位对簿公堂的并不多见，一方面是劳动者往往不想因有限的加班费惹用工单位的不快，丢掉整个工作，所以忍气吞声；另一方面是即使劳动者下定了讨还公道的决心，如果举证的难度太高、维权的成本太大，他们也会知难而退。现在，新的司法解释重新调整了劳动者和用工单位的举证责任，这些规定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司法效应，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实际上，提起诉讼往往是劳动者破釜沉舟的最后一招，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选择这条道路。那么，除此而外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讨回加班费？办法还是有的，但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协助或者工会组织的充分发力。当用工单位支付加班费缺斤短两甚至不支付加班费时，劳动者可以向劳动部门求助，如果劳动部门能够出手查处用工单位的不法行为，并且不外泄求助者的信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就可以得到保障，并且不用担心打击报复。另一条维权之路有赖于相对独立的工会组织在各用工单位中建立起来，一旦发生少发或不发加班费的事情，工会组织就可以挺起腰杆与用工单位交涉谈判，直到帮助劳动者讨回加班费。
总的来说，劳动者无论是提起法律诉讼，还是向行政部门投诉，抑或是求助于工会组织，都有维权成功的可能性，也都可能在种种掣肘和不作为面前败下阵来。重要的是，不能因为有困难而放弃维权，维权环境毕竟是在不断改善，只要敢于主张权益的人越来越多，劳动争议的系列问题就能得到根本的解决。(评论员 李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