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地，他主要是在一个综合性的合作社工作，但让他最为自豪的，是与其他志愿者共同成立了一个农资店。“我们的农资店从供销商那里直接进货，每袋化肥比市场价格便宜十块钱，这引起了当地农民的兴趣。其实这个想法很简单，就是把农民的钱集中起来，进行团购。”农资店成立第一年，一年的营业额有两三万元。而现在，他从当地的农民朋友那里了解到，农资店的规模现在大了很多，每个月的营业额就有两三万元。说到这里，陈式华感到了一种成就感。
毕业后我还会去服务农村去年，从姜庄返回到学校，陈式华对自己的学业也有了新的认识。“在学校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对农村缺乏了解，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一下打开了视野。”陈式华说，数学公式忘记了可以再记起来，但这种生活经历只有去做了才会有。在农村做志愿者的日子，让他“更真实地了解国情，了解到书本上记录的东西并不是确切的真实”。明年，陈式华就要从学校毕业了。其实，在回到学校后的几个寒暑假，他都仍在做着与农村领域相关的志愿者。今年暑假，他就来到北京，为那些想在假期下乡的大学生提供帮助。他笑着说，自己毕业后也并不想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工作，“在交通工程方面，少我一个也不算少。”他还是想对农村建设继续探索。据他了解，参与了第一期“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的志愿者中，除了少数回到了城市，进了公司，大部分都进入了与农村相关的组织或者基金会，也逐渐地成为了那里的主力。
刘老石：大学生支农后变得很抢手
昨天，记者专访了“农村发展人才计划”的主要负责人、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总干事刘老石。
记者（以下简称记）：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能够得以实施的可能性在哪里？
刘老石（以下简称刘）：首先，农村太缺乏人才，不仅是大学生，留在当地的高中以上学历的都少，而那里的许多事情都需要这些人来做。另外，大学生目前的就业率低，面临就业压力，一些有志向的学生愿意到农村去锻炼与发展。这两点结合，无论对于农村建设和大学生就业，都有利。
记：由温铁军老师负责的梁漱溟乡村文化发展中心，最初只是带领大学生到一些农村开展调研和扶贫，从起初的调研到现在的选拔大学生志愿者真正去支农，这两者是否是一种延续的关系？
刘：对。从2001年起，我们开始带领大学生进行农村调研。到了2003年，我们开始以做事为主，临时整队，进行短期的支农活动。2005年，我们把支农活动的时间拉长为一年，形成了现在的这个计划。从时间上来看，一年的时间还是有些短，对当地的建设和大学生自己的锤炼还不够，如果有可能，会把这一时间进一步拉长。
记：这些大学生到农村后，以怎样的形式支农？
刘：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以文艺队的形式进行突破，再发展到其他合作；还有就是帮助建立农资合作社、科技协会，老年大学和图书室等。总之，主要是一种“公共服务”，即从事与农村发展相关的文化活动，以此促进当地的各方面的协调发展。有句话叫“扶人先扶志”，文化生活的开展能够让农民之间产生凝聚力，在农村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等等。
记：大部分村民在大学生来当地之前是满怀希望的，但等他们来之后，却发现大学生能做的和当地的需要有些脱节，除了这种需与求方面的阻力，计划的实施还有着怎样的阻力。
刘：农村对此的态度普遍还是欢迎的。整个计划的实施，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下一阶段就是要探索大学生怎样与当地更好的结合。而且，这个计划主要还是个“教育项目”，旨在培养农村建设的后备人才，阻力主要来自于学校和学生家长，许多学校的负责人认为，让学生“上山下乡”，会让他们看到太多的阴暗面，影响其以后的学习，家长们还是主要从安全方面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并且怕孩子会因此吃苦。现在的大学教育更多侧重于理论方面，尤其是与农业相关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缺少实践经验。一项对在校生的调查显示，8成大学生用一个词概括自己的大学生活——“郁闷”。所以，我们就是要为有志者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从结果来看是好的，这两批学生都因此成为人才市场的抢手货，选择他们的也多是与社会发展、农村建设相关的部门与组织。
名词解释
农村发展人才计划
“农村发展人才计划”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主持开展，以国家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作为项目总负责人的大学生支农实践和人才培养项目。
目前，该项目已执行两期。第一期，从2005年7月到2006年7月。2006年8月开始，“计划”办公室面向全国择优选拔第二批志愿者加入，同时从第一期“计划”的学员中选择部分学员继续参与，一同加入到第二期“计划”中来。
专家观点
大学生支农关乎民族未来
社科院研究员梁华表示，从此次调研中，“计划”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解决城市的大学生就业压力，也不仅仅在于向农村输送新鲜的血液，发展农村经济，而是“关乎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和整个民族未来的发展。”如何寻找到合适的支农方式，以及如何提高现有支农方式的效率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都需要进一步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