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草案征集意见的最后一天，两大外商组织——“欧盟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各自提交了精心准备的意见建议。前者据说共提了11条意见，后者的建议书则厚达42页。 

    据报道，不少外企对这一法律草案“反应激烈”；一家外商协会的代表甚至发出“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就撤资”的强硬表态。

    外企对关乎自身利益的法律“反应激烈”无可厚非；“不行就撤资”之类的强硬表态亦属个案，可不予置评；而整个报道中最令笔者感兴趣的，是两大外企商会谈及新法草案时所用的思维和句式。

    上海美国商会认为草案实施“将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产生消极影响”；欧盟商会则指出，草案中有关劳工权益的规定不仅会“限制企业单位用人的灵活性”，而且“将提高中国的生产成本”，进而“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

    在一个“劳工合同签订率非常低，所签合同短期化非常明显，劳工权益缺乏必要保护”的国家，上述表达方式很容易让人想起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常挂在一些垄断国企嘴边的“经典句式”：中国电信被拆分前，说得最多的是“电信业引入竞争，将削弱产业竞争力，威胁国家信息安全”；银行业允许外资参股后，念兹在兹的是“开放可能引发金融风险，进而影响社会稳定”——语气句式，何其相似！

    既往的事实证明，上述“经典句式”，往往是既得利益者为维护其超额利润而祭出的耸听危言。而且，在现有体制下，这种“危言”并非全无听众，有时甚至极易让决策者动容。我国裹足不前的电力体制改革、至今孱弱的金融服务业等，都或深或浅地刻着“经典句式”的烙印。

    这也就难怪在十年之后，外资企业在陈述己见时，句式也“经典”有加。

    而从以往的政策博弈经历看，外资企业不可小觑：从直销立法中实质性的“外企先行”，到对零售商实行分类监管，再到至今未能提交人大审议的“两税合一”草案，你不得不承认，跨国企业在影响国家政策法规制订实施，以及动用各种公关资源实现目标方面，已日益驾轻就熟。

    三个案例的“一边倒”结果，让我们在欣喜于政策立法体系日渐开放的同时，亦对其利益均衡机制心存疑虑。(文/潘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