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李朝全所著《文艺创作虞国家形象》一书。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李朝全授权新华网教育频道百家讲堂栏目刊发。本文观点与本网观点和立场无关。   >>>进入百家讲堂    

    1840年，当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闭关锁国的"天朝"，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外交，都不得不直接面对西方。有识之士"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为救亡图存而发起的一系列运动，较早波及的是思想上的启蒙。这种思想启蒙在二十世纪初兴起，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蔚成大观。高举民主与科学巨纛的启蒙运动最终找到了新文学这一最富影响力的载体。一大批文学、文化巨星便在"五四"之交的文坛上冉冉升起。此时离中国被动地打开国门已经七、八十年了。在1840-1917年这段被定义为近代的中国文学史上，统治文坛的主要还是文言文文学。其中虽有"谴责小说"和黄遵宪的"诗界革命"这两朵浪花，亦不乏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思想巨匠，但文学就其整体而言还是滞后于时代需要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塑造了中国新文学，新文学则极大地促进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发端迄今已有八十多年，其间各式各样的作家、文学流派和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文学思潮波起云涌，诞生了鲁迅、老舍、巴金、沈从文、郁达夫、曹禺、郭沫若、茅盾、冰心、张爱玲、金庸、丁玲等一大批的文学大师。文学曾几何时占据了文化思想的核心位置，文学作品一度成了平民百姓主要的精神食粮。无论从作家、作品的数量，还是从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所占地位、所起作用来看，中国都称得上是一个超级文学大国。随着经济的逐步强大，这个东方古国正在崛起，竭力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与这种经济和政治的渴求相适应，中国文学也在寻求拥有一个强国的地位。由于诺贝尔文学奖100余年的历史所形成的巨大的国际声望和权威，寻求得到这一大奖的承认便演变成中国文学赢取强国地位的重要标志。而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的缺席，则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作家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求之弥切，得之愈难；得之愈难，求之弥切。"--诺贝尔文学奖几十年来已经成为中国作家心头永远的痛，成为笼罩在中国文学头上挥之不去的巨大魔影。

    一、中国现代作家扭变的创作心态

    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巨大张力场中创作的中国现代作家，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复杂的创作环境和创作背景，由此形成了作家创作心态上某些比较集中的特征。

    （一）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

    中国作家背负着十三亿人民沉重的期待，期望中国文学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种期待与国人对于男足的期待有异曲同工之处。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则犹如中国文学赢得了奥运会或世界杯冠军一样，能在文坛内外引起极大震动，满足许多人脆弱的虚荣心、自尊心或自信心。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开始颁发，中国人起初似乎并无人予以关注。但这一奖项一年年地颁下去，巨额奖金与国际性影响等因素渐渐造就了其不可动摇的巨大权威。1927年，当瑞典人拟提名鲁迅先生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托人探询他的意见时，鲁迅郑重回答道：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从鲁迅的这番话中可以看出，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像鲁迅这样有代表性的中国作家对诺贝尔文学奖推重之一斑。如果说鲁迅认为中国尚无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一看法是对二十世纪头二、三十年中国文坛较为冷静而理智的评价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认为，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作家并不太在乎中国文学要如何走向世界获取国际性认同，他们关注更多的是国计民生，是国内的事情以及文学艺术本身。这或许是那一时期文学自在自为、名家名作迭出、繁荣发展的一大原因吧。

    二十世纪上半叶只有1940年赛珍珠推荐过林语堂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林语堂对中国人的描述与刻画，如《吾国吾民》、《中国人的精神》等书，曾被西方人认为是了解中国的重要著作而备受推崇。

    1949年前后至"文革"结束，中国文学与西方世界的交流基本中断，中西文学的交互作用和影响几乎不复存在，中国作家基本淡忘了文学世界性和文学要获西方大奖的渴求，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向国内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关注正在变化的现实。文学的艺术性问题相对被削弱。其间除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贺敬之等执笔的歌剧剧本《白毛女》等1951年曾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金，还有些作品被译介到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外，中国作家、作品在被译介到西方及获国际性奖项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

    "文革"期间，老舍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一事，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一直有一种传言，说是老舍在1966年已被拟定为授奖对象，但在诺贝尔奖评委会即将正式宣布将本年度大奖授予他的时候，他却已投湖自尽。后来该奖不得不临时改授予另一位作家。传言虚实难辨。近年来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作家倾向于相信它是真的。各种媒体一度也加入到这种热烈的探讨中去。这些，也正印证了最近十几年来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作家相当严重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

    八十年代初中期，拉美作家获得诺贝尔奖，拉美文学大爆炸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作家。"回首他们身后由屈原以降耸立的一座座挺拔巍峨的文学大山，他们感到了心力不足而自惭，而面对诺贝尔文学奖等带来的世界性挑战，他们又升起一种神圣的民族责任感"，"在这一时期，中和西、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碰撞、融汇是最深层的，同时也十分表层化。有些作家急于'走向世界'，急于去拿到世界上的文学大奖，于是走上'恶性西化'之途"。

    八十年代中后期，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寻根文学"勃兴。随着中国电影在国际上频获巨奖，一方面刺激了中国作家调整自己的创作路子和取向，另一方面也为一些作家、作品走向世界打开了一条通道，使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很快就被译介到西方，并赢得了相当高的知名度。这期间有一个插曲是沈从文几乎就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85年马悦然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这位据说精通中文的汉学家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喜欢沈从文，这时他开始着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1987年，他翻译的瑞典文版《边城》正式出版，紧接着，《沈从文作品集》又出版，这成了瑞典文学界的一大盛事。沈从文也立即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名列前茅。到了1988年，据说，瑞典文学院已初步决定授予他本年度的文学奖。孰料他却在这一年的五月十日去世。听到沈从文去世的消息，马悦然很着急，立即打电话询问中国驻瑞典使馆，而使馆竟称：我们不认识沈从文这个人。

    八、九十年代，巴金、王蒙、北岛、莫言、李敖等作家都曾获得过诺奖提名，有些作家对获提名淡然处之，但各种媒体却不肯错失良机，而不惜大加炒作；有的作家则对被提名沾沾自喜，进而自吹自擂，似乎中国若有作家获此大奖，第一人当非他莫属。譬如李敖1999年获得提名后的"表演"即是证明。他利用中国普通读者对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及评颁程序的生疏，大肆进行自我炒作，使人误以为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似乎就将落到他的头上了。这种炒作，无论是媒体的还是作家自身的，都与九十年代文化市场化、商品化战略紧密相关。李敖自我炒作的第一大成果便是带动了其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的畅销，并且使这座小小的庙宇一夜之间名扬天下。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梦寐相求，导致了中国少数作家心态上的变异。当马悦然访华时，有些作家便簇拥前后，刻意迎合，竭力向他推介自己的作品，并将马悦然有关中国文学的讲话"神化"，把他的批评奉为创作的圭臬，"唯马首是瞻"。有些作家在写作时刻意与瑞典姓马的神甫之类扯上边，格外留心马悦然有关的评论，对来自瑞典文学院或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的消息特别关注。为数不少的作家还不断地追随、效仿每年度获奖作家，这些作家获奖后其作品迅即被译成中文并在中国畅销，便是一大例证。由是出现了不少模仿福克纳、马尔克斯的作品。每当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华访问，必会受到中国人特别是作家们格外的欢迎与关注。而每当诺奖新得主作品在中国出版，往往相当热销，也总是会演变成中国文坛年度大事之一。这种种现象的背后，深藏着的是中国作家根深蒂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挥之不去的作品走向世界、赢得西方认同的深刻焦虑。

    1999年，刘再复在《北京文学》杂志发表长文《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在国内文坛引起较大反响，引发了人们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标准等问题的思考和争议。1895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立下最后遗嘱，以自己遗产的绝大部分--3200万瑞典克朗（约相当于现在的10亿多美元）作为基金，"将基金所产生的利息每年奖给在前一年中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其中，"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而"对于获奖候选人的国籍"则"不予任何考虑"。 应该说，诺贝尔在设立奖项时对于评奖标准的规定相当含糊，可操作性极弱。后来奉命执行评选、颁发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对于如何评出"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难以确定。在最初的一二十年里，评委们在评选过程中往往显得谨慎有余而大胆不足，致使一大批应该得奖的优秀作家受到了不应有的忽略，比如托尔斯泰、左拉、易卜生、卡夫卡、乔伊斯等。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评奖标准做了部分调整。大致可以归结为三条 ：（1）授给文学上的先驱者、锐意创新者；（2）授给虽不太出名、但确有成就的优秀作家，通过授奖给他（她）而使其成名；（3）授给名气很大，同时颇有成就的大作家。同时也兼顾获奖者的国别、地区的分布和使用的语言。正像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委员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所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非衡量一个作家优劣的惟一标准，"只是由于其设立历史最长，而且国际影响最大，因而倍受全世界的关注，人们对其评奖标准的批评便接踵而至，多如牛毛。十多年前，当马悦然宣称"中国作家至今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好的西文译本"，当时不少中国作家便愤然质问，究竟是在评翻译奖还是评文学奖？--殊不知，任何评奖都难免偏颇，难免有失公正和公平。这一西方文学大奖，评委中至今只有一人能直接阅读中文作品，它对中国文学的疏忽或关注不足是可得而知之的，而且他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作品带有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偏激，亦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本不必太在意，对于来自西方的声音我们也可以不去听、不予理睬。但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权威以及巨额奖金的诱惑，中国作家仍按捺不住对它的热切期待和孜孜以求。

    十几年来，马悦然似乎是在证实自己的话，一直不遗余力地译介中国作家的作品。比如，他翻译了沈从文的代表作并几乎使其获奖，他又翻译了北岛的全部诗作，李锐的《厚土》、《旧址》。对于高行健这位客居法国的中国作家，他更是坚持不懈地予以推介。在《灵山》中文本尚未出版时，由他翻译的六、七百页厚的瑞典文本就已经出版了。2000年，高行健作为中国作家第一人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殊荣，恐怕无法去除马悦然极力推重之功。

    当高行健获奖后，中国作家协会随即发表声明，指出诺贝尔文学奖已背离其原先的文学评奖标准，而被用于政治的目的。颁奖业已演变成在政治上对抗中国的一种手段，因为它表彰的作品明显带有反对中国政府的倾向，是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所不接纳的。这有点像若干年前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情形。如果说达赖获奖尚未给中国作家敲响警钟，那么高行健获奖，则至少从很大程度上粉碎了中国作家的"诺贝尔美梦"，它立即引发了中国文坛一场热闹非凡的外在的和潜在的争论与议论。有些作家认为高行健根本算不上中国的一流作家，中国比他优秀的作家多得很；有人认为高行健不具备获奖实力，其之所以获奖一是占了"流亡国外"、加入法国籍的便宜，占了反中国政府创作姿态的便宜，作品客观上迎合了西方某些人的反华需要，二是占了用法文写作的便宜，其作品受到马悦然赏识并被译介成瑞典语，则是他一举登极的关键，云云。正如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凡此种种的议论，恰恰印证了中国作家挥之不去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而这之中亦不乏吃不着葡萄的狐狸。

    但是，高行健的获奖，起码证明了以下两点：一是中国作家要想获奖，其作品必须被译介到西方；二是作品必须满足西方评论者的选择标准和阅读期待。第一点正是马悦然所一贯强调的。第二点则正像美国作家李萨茜（Lisa See）在评论李锐的小说《旧址》（葛浩文翻译，译名《银城》）时所说的："这是我读到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中最令人惊叹的一本，它是中国的《齐瓦戈医生》（又译《日瓦戈医生》--笔者注）"， 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的小说《日瓦戈医生》被认为具有反苏倾向而受到苏联政府查禁，但却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广受欢迎，作者亦因此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换言之，惟有写那些受西方欢迎、被西方认可的作品才有可能进入诺奖评委的视野。

    高行健获奖，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发生的这一事件，结束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百年缺席的历史，也结束了中国作家数十年来的翘首期盼和纷纭议论。在21世纪开始以后，中国作家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热情与关注似乎一下子冷却了下来。2001年度对于奈保尔获奖的反应，中国文坛已出奇的冷淡。这，究竟是一种躁动过后的冷静，还是狂热过后的厌倦，只有等待时间来证实。然而中国作家对于作品融汇进世界文学大潮的追求，对于得到国际性承认、拥有世界性声誉（特别是赢得西方读者）的渴望则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消蚀和淡化。譬如，2004年南非库切的《耻》、2005年奥地利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2006年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等在作家获得诺奖后，在中国都非常畅销。

    （二）对于作品被译介的"误读"

    翻译是不同语言媒质的文学、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一座桥梁，是文化交流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新时期以来，我国译介了外国大量最新的文学作品，展示了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对中国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也被陆续译介到国外，并受到部分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有些还因此获得了国际文学奖项。毋庸置疑，一部优秀的作品如果能被译介出去，甚至得了奖，这对于帮助别国读者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认识和了解中国人、中国文化，加深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促进各自文学、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都是十分有益的事情；对于塑造新时代中国和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增强中华民族的尊严与荣誉也是一大促进。对于作家而言，作品得到译介，既是对其作品价值的一种肯定，也可以扩大其影响，增加作家本人的国际声望。这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也正因此，有些作家竟片面追求自己的作品能被译介，认为一旦自己的作品得以翻译成外文并获出版，自己的创作就已获得国际性成功，并已"走向世界"了。这，其实是对作品被译介的一种严重"误读"。而有些作家为了作品能受到西方读者的青睐，更不惜挖苦、丑化中国及中国人，刻薄地表现中国假、恶、丑，愚昧落后的事物和事情，这样的创作取向则更是错误而且有害的。

    片面追求作品能被翻译，乃至于"为翻译而写作"，首先反映出创作者的文学自卑心理。这些创作者对于自身的创作不自信，怀有极度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在与外国文学交流过程中，事先将自己的写作置于一种弱势地位，故而寄望于自己的作品能被译介，借此填补自身文化心态的空虚与孱弱。而这样的企图如果缺乏作品本身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上乘的艺术水准作支撑，十有八九是要落空的。

    认为作品得到翻译便意味着"文学走向世界"，其实是文学落后者的一种典型自慰。一个自在、自为、自足的文学体系，是可以不借助于外界的证明，是可以忽视"他者"的眼光的；而文化落后者则需要竭力追求"走向世界"，取得国际认同，好像非如此则无法证明自身作品的价值。

    再从翻译的效果上看，片面追求作品能被翻译往往收不到作者预期的效果。许多作品尽管被译成西文，并在西方印行，但发行量常常少得可怜，而且仅有的一些样书有一大半只是被大学图书馆收藏，或被置于书店的角落里落灰蒙尘，其在国外所拥有的读者寥寥无几，而在西方可能引起的"反响"更是杳不可闻。有些翻译作品落得如此下场，恐怕是创作者所始料未及的。而那些为迎合西方读者、为翻译而写作的作品，尽管可能在西方一时取得成功，甚至造成轰动效应，但终因其思想性脆弱、艺术性粗糙，亦很少有能持续长久者，更遑论流传下去的。

    总之，仅仅因为自己的作品被翻译而自负、而自喜，甚至不惜"为翻译而写作"，其实都是商品经济时代一种典型的市场化短期行为。它对于作家的创作是不利的，对于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是有害的。当然，我们并不反对把中国的优秀文学作品译介出去，恰恰相反，我们认为那种反对译介外国作品和将中国作品翻译出去的做法，是一种狭隘的文化保护主义，是在文化上的自我封闭，对于文化发展极端有害。应该看到，在目前的翻译领域，我们对外国作品的翻译和西方对中国作品的翻译是不对等的。中国尚缺乏翻译、介绍中国作品到国外去的大师，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中外文学交流的不对等，损害了中国文学应该享有的国际声望和地位，也阻碍了中国良好国家形象在国际舞台上的树立。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