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李朝全授权新华网教育频道百家讲堂栏目刊发。 >>>进入百家讲堂
一、西方对中国的误读与偏见由来已久（19世纪初叶之前）
19世纪之前，欧洲人对神秘中国除了长期沿续的倾慕与向往之外，还怀有某种程度的敬畏与恐惧。13世纪，当蒙古骑兵横扫西伯利亚，席卷欧洲大部时，德国的威廉国王便曾惊呼"黄祸来了"，整个欧洲充满了对所谓"东方野蛮行为"的恐怖。
对东方的丑化有悠远的历史和宗教方面的原因。《圣经》中就寓含着把信奉基督教的欧洲视为文明社会，而把外部世界看成野蛮世界的内容。在蒙古游牧民族为期暂短的威胁下，欧洲更加激发起了旧有的关于欧洲具有天然优越性的信念。14世纪的作家拉努夫·希格登重新传播了普林尼关于欧洲气候有利性的观点，塞缪尔·珀切斯则宣称：欧洲主宰着世界，并在事实上成为"艺术与发明"的唯一家园。他写道，"欧洲的质量胜过了她的数量，在数量上她是世界上最小的，在质量上她是世界上最好的。"
在"欧洲中心主义"者的眼中，中国形象是野蛮、愚昧、落后的。抱这种错误观念的欧洲人中，也有出于想象的虚构或道听途说得来的印象的，对中国的认识真实与虚构混杂错乱。
在葡萄牙修士达·克鲁斯（？-1570）笔下，中国人"通常相貌丑陋，长着一双小眼睛，面部和鼻子浅平，没有胡须，下颚部只有寥寥几根毛发"。英国作家笛福在《鲁宾逊漂流记》中主观地认定"中国人不诚实"。他借鲁宾逊之口宣称："当我回到家，听人们到处谈论中国人的势力、荣耀、辉煌和商业之类的事，我必须承认我感到非常奇怪：因为迄今就我所看到的而言，他们几乎是一群不值一顾的人，或者说是一群无知而肮脏的奴隶，从属于仅配统治这种人的政府。"
孟德斯鸠（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武断地认为，环境决定了中国人懒散的性格；中国人是"地球上最善于骗人的民族"，"具有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贪利之心"，而且法律也"准许欺骗"。
"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理查德·沃尔特（1716-1785）认为，中国人是个"自私自利的民族"，极尽"各种诡计、敲诈之能事"：为了增加卖出的鸭子的重量而塞进鸭肚过多的石块砂砾；往猪肉内注水，给猪吃大量的盐刺激其喝大量的水，然后再想办法阻止它们排尿，在此之前将猪卖掉，……中国人伪善、虚假，时刻压抑激情和狂热，性格懦弱、虚伪和不诚实；中国人固执而荒唐地以任意符号代表言语的原始、拙劣的方式，中国作品过于拘泥和刻意雕琢，……
亚当·斯密（1723-1790）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写道："中国下层百姓的贫困程度远甚于欧洲最穷的国家中的下层百姓。广州城周围地区有一百个（普遍的说法是上千个）家庭在陆地上没有住房，只好栖身于停泊在河面上的渔船上"，"他们的食物少得可怜，因此，非常渴望能打捞出一些欧洲来的轮船上倾倒下来的最最肮脏的垃圾……诸如臭肉、狗或猫尸体等，即便是腐烂得臭不可闻的，他们也很欢迎，就像其他国家的人们得到最有营养的食品时一样兴奋"。
冯·赫尔德（1744-1803）从种族特征的角度描述："（中国人）生来就是小眼睛、短鼻子、平额头、小胡须、大耳朵、鼓肚子的民族"，"他们的思想的形成酷似那油彩和镀金纸，酷似那些方块字和音节的韵律"，"（中国人的）理解力似乎仍停留于幼儿时期。"
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勋爵（1737-1806）在他的出使中国日记中写道，在中国这样一个"妇女被禁止抛头露面的国度里"，充满着"粗俗的亲近、低劣的玩笑、露骨的引喻"，赌博盛行，"将女人的小脚塞进婴儿的鞋中"，"华夏帝国是一个古老、狂热、产生一流战争狂人的国家"云云。
黑格尔继承了冯·赫尔德的观点，在1807年出版的《精神现象学》中，认为中国处于人类意识和精神发展进程开始之前，而且一直处于这一进程；中国是一个极古老的专制国家，在自身的发展道路上陷于困境，把自己同周围不断变化的世界隔离开来；中国只有在他人的逼迫下，经过被筛选之后，才能被带入历史进程之中。
狄更斯也在《匹克威克外传》中贬抑中国。爱默生则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历史进程中虚弱的一方，"中国是一个屈服于西方统治的、寂静的、停滞的、一成不变的、女性的国度"。
二、
近现代西方对没落中的"天朝大国"--中国的看法："黄祸论"、"东方睡狮"与"东亚病夫"（19世纪初叶--20世纪初叶）
中国自明朝起为防海盗、倭寇而实行"海禁"，清朝基本沿续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中国是世界中心，是"天朝大国"，不屑于与荒蛮远夷交往。而西方在实现向资本主义过渡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线的开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扩张本能的需要，使得西方有必要、有条件也有可能向海外伸延势力，寻找新的丰富的原料产地、广阔的销售市场和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中国这个历史上被定位为富裕、繁荣的东方大国无疑立即成为西人觊觎的鹄的。十九世纪初，英国使团带着大宗礼品以为清朝皇帝祝寿为名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乞求通商，却因其不肯像番邦贡使一样给清朝皇帝磕头而被驱逐。不久之后，这些曾受驱逐的欧洲人携带坚船利炮，气势汹汹地轰开了"天朝大国"的大门，从此彻底结束了欧洲对中国的倾慕、向往历史。
在19世纪初叶以降至20世纪初叶这100多年的时间里，西方的中国形象得到了根本性的扭变，并自兹奠定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基本"成见"，构筑了其潜意识、集体意识中中国形象的大致轮廓和深色背景。
在这100多年中，有几件大事从根本上塑就了这个扭变过程。
1.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资本主义的西方为了掠夺中国的财富，面对与中国巨额的贸易逆差，采取了卑鄙的战术，即向中国倾销鸦片，并阻挠中国政府的禁烟行动。最终由"虎门销烟"直接引致无耻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的胜利，强迫中国开放五口通商等，使西方重新看到了一个笨拙、落后、不堪一击的老大帝国。以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缔结，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不断沦丧，等等，更加深了西方关于中国"老朽没落帝国"的印象，中国完全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西方人通过在中国通商、传教、旅行等，企图用资本主义文明和基督教精神来重塑中国，让中国"归化"，却未能得逞。为了维持对中国的征服与奴役，消除隐患，保障其在华的既得权益，西方急于竭力贬抑、丑化中国和中国人。
2．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抗争，加快了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进程。在被奴役的近百年时间里，中国人从未停止过英勇顽强的抗争，其中尤以1898年前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给西方侵略者的打击与震动为剧。为了巩固对中国的半殖民统治，西方列强一面逼迫中国政府当局压制中国的排外抗西运动，一面从舆论、意识形态方面加剧丑化中国，妄图从思想和精神上将中国人陷于奴隶地位，愚昧、落后、野蛮、只堪被西人役使。
3．中国人的海外移民带给西方人危机感。19世纪时中国人不断被贩往北美等地，因其勤劳、俭朴、坚韧不拔，在各处的移民均能顽强地扎下根来，成长壮大。由此带给当地的西方人强烈的"威胁感"和危机感。西方中心主义者出于恐惧、恐慌心理，企图排斥、驱逐华人，于是变本加厉地丑化中国人，贬损中国形象，乃至于制造出"黄祸论"的巨大声浪。19世纪60-70年代，美国西海岸排华运动猖獗，"黄祸"和"中国威胁"论盛行。为了排华，美国公众竭力煸动种族歧视与仇恨，竭尽诬蔑丑化之能事，把中国人描绘成"上帝创造的最低劣的民族"，认为"四千万人的美国文明与四亿人的中国文明接触，会把美国文明降低到中国文明的水平"；英国等西方一些人则大肆散布妖化中国的理论："中国人首先在自己的领土内充分地繁殖人口，然后进行移民扩张"；"像中国人这样伟大的民族，并且拥有这样巨大的自然资源，迟早会溢出他们的世界，扩张到新领土上去，并且把较弱小的种族淹没掉"，"世界上最肥沃的地区总有一天会变成有色人种的天下"，云云。
现在回首19世纪西方对中国认识的主流，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这些方面：
（一）、关于中国人的外表形象
在西方的视野里，中国人是未开化的、怪异的、可笑的。1858年，英国的《笨拙》杂志在4月10日号上刊登一幅丑化中国人的漫画和《一首为广州写的歌》，缩影式地反映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印象与看法：中国人被描绘成天生的流氓和残酷、顽固的混蛋，"为了人类"，应该用枷锁将其套住，中国人"长着小猪眼，拖着大猪尾，/一日三餐：鼠、狗、蜗牛与蚰蜓，/炒锅里面玩把戏"，中国人狡猾、撒谎而又胆小，令人作呕。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男人留有辫子，妇女裹小脚，每个人都留长指甲，中国人又穷又脏，表情麻木。德庇士在《中国人》第一卷中写道，中国人"过20后不久青年人那种圆润便逐渐消逝，颧骨向外凸出，使整个容貌显得粗野而狰狞。随着年纪的增长，老年男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变得极其丑陋"，而老年妇女则皱纹密布，如同"印度森林深处一个衰老的猿人"。
不少中国人因吸食鸦片，呈现出一副病态、孱弱的面孔，唐宁在《番鬼在中国》第2卷中写道："他们几乎都是一副令人厌恶的病态像，天朝居民的上层阶级脸上显露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女人味，许多陌生人甚至一瞥见他们就会觉得恶心和讨厌。"
卫三畏（1812-1884）在《中国总论》序言中指出，在访问过中国的旅行者日记中普遍接受的关于中国人的印象是这样的：一个了无兴趣、不自然和不文明的"猪眼"民族，对他们，你尽可以嘲笑；他们还是"打伞民族"，"长辫子的天朝人"，极度骄傲的、无知的，而且几乎是不长进的民族。
这副中国人的画像正与1858年英国《笨拙》杂志刊登的中国人的漫画形象如出一辙，反映出19世纪西方对中国人形象极度的丑化。
德庇士认为，欧洲人是通过肖像画--通常只是在广州买的瓷器上出现的漫画而了解中国人的外表形象的。中国人的外表令西方人一见就忍俊不禁：他们从嗓子里发出嘶哑的呜呜声，带着刺耳的鼻音，含混不清的语调，他们女人一般的打扮，留长辫子，佩戴捻珠和刺绣饰品，手拿扇子，左手的指甲很长。 总之，中国人外表可笑、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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