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傅雷。

    本文系作者供新华网专稿。

    作者：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李朝全

    今年4月7日是傅雷先生诞辰100周年。关于傅雷，我最早的印象得自于中学时代阅读《傅雷家书》时的感动，一个父亲对于儿子的那种殷切叮嘱，亲近蔼如，那种和风晓畅、春雨润物的感觉。一个父亲，他50年前娓娓讲述的那些话，在几十年之后默默地汩汩地流进了每一个做子女、做父母的读者的心田，温暖，舒适，沁润，感动。上大学时，我又读到了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卷本100余万字，花很短的时间就读完了，我为约翰·克利斯朵夫顽强不屈的个人奋斗所深深地震撼和感动，从此也在心里树立起了自我奋斗的决心和信念。

    直到今天才知道，以前读过的《欧也妮·葛朗台》《艺术哲学》等名著也都来自傅雷先生的译笔。如此说来，对我个人人生观的确立和成长、对我文学修养的提升起到过重要作用的几本书竟都与傅雷有关。而傅雷却早于1966年9月3日即已与夫人携手弃世远去。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书比人长寿！人的肉身早已不存于世，而他的精神、他的灵魂、他的思想却一直萦绕在我们身畔，滋养我们，浸润我们，让我们身心愉悦，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让一个个懵懂小子学会了更好地做人，更好地立世。而那个思想和精神的泉源却早已如逐日的夸父一般，气尽而绝倒地涅槃驾鹤西去，能不令人哀哉痛哉扼腕叹息唏嘘无已乎？！

    身在文坛，总听人讲起，就像已然成为文学掌故似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拿国家工资的只有一位作家，那就是巴金，巴金一生都靠稿费生活，晚年还将积攒的十几万元稿费捐赠给国家用于建设中国现代文学馆。后来又听到了这样的议论，说是此言不确，因为巴老虽然不曾拿过国家工资，但却享受过国家提供的诸多福利和待遇。这大概是属于挑刺挑理的说辞了。现在，我又得知，傅雷一辈子都是依靠翻译稿费生活，没有工资，没有公职，甚至没有单位！在他的履历上，只有解放前在"上海美专"教书2年和在南京古物保管委员会、昆明国立艺专和《新语》半月刊等有过几个月的任职，基本上依靠变卖家传土地等生活。解放后，他的生活全都仰赖稿费收入。他虽曾于1952年担任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1957年还出任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但均非编制内工作人员，非在编职工，在单位里连份档案都没有，--他的档案是存在街道的。因此到头来，他还是没有单位的人，也是无处领取工资福利的人。他的稿费收入开始时还可以维持小康乃至更高一些水平的生活，而到了1958年被打成右派以后，译作不让出版，断了稿费收入的傅雷几乎也就断了生活的经济来源。到1960年代以后，失眠、腰椎骨质增生、三叉神经痛、关节炎、白内障等病患不断困绕，长子傅聪从波兰被迫"出走"英国，傅雷可谓是身心交疲，翻译进度已大不如前，即想维持平常生活都很难。乃至于如此自尊的一位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向至死犹称为"叛徒"的儿子傅聪求助，索取一些食物和其他的援助。他甚至还要向组织上伸手--可以想象，这样的张口对于他该是多么的不易，而他也只是向他从人格上信任的人、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石西民张口。万万没想到，石西民也很快即被打倒，傅雷的窘迫始终无法舒解。到他自杀时，他在经济上几乎已濒于"破产"--房子和一些家具是租来的，所有的钱财仅够维持一年的生活所需！看来，知识分子在精神和思想上要求得自由、求得独立，恐怕首先必须面对并解决经济、财务上的自由和独立，必须要有良好的物质保障。

    巴金生前曾经说过，他敬佩在文革中自杀的老舍和傅雷，认为他们都是有骨气的知识分子。的确，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自杀的勇气和胆量，也不是所有的自杀都与尊严和人格密切相关。死是容易的，死却并不简单。按说，傅雷虽出生地主，并曾于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但在1961年10月他已经被摘帽。政治身份似乎并不是导致他自杀的直接原因，至少不是惟一的原因。傅聪的出走、生活的窘迫带给了他相当大的打击和压力，但归根结底，傅雷自杀最根本的或最直接的原因，可能还是他感觉自己的尊严受到了轻侮，自己的人格受到了践踏，蒙受了如此羞辱而且无法洗雪：一群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本是为寻找他们钢琴系主任的反革命罪状而来抄傅雷的家，孰料竟抄出傅雷的"反革命证据"--一面背面嵌有蒋介石照片的破镜子、一本有宋美龄画像的旧杂志。这两样旧物本是亲戚寄存他家，但他不愿牵累亲戚，始终不肯说出真相，只说是别人寄存的。于是，他受到了"革命小将"残酷的批斗，人格受侮辱，尊严被践踏。这在如此清高、一直闭门译书、几乎与世无争的傅雷看来，无疑是任如何也无法接受或容忍的。于是，他觉得自己已没法再在世上苟存，他选择了从容的死：在与妻子认真合计之后，写好了遗书，对后事作了仔细的交代和安排，而后坦然赴死，英勇就义，以死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