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的徐胜利把自己称作“边缘人”。

    “我住在城市的边缘，是这个城市的边缘人，融不进这城市的内部。我还是个在法律边缘徘徊的人，按人们的说法，我就是灰色人群。”

    “我卖过摇头丸，卖过假发票，还做过喷写办假证广告的工作。”

    说“工作”这两个字时，徐胜利自己也笑了。

    徐胜利原本也是个善良的人。由于难以忍受后母的虐待，他在10岁那年和同学结伴从湖北老家离家出走，到外面闯荡。受香港电影的影响，他一心想去香港，他觉得那里商业繁荣，四季如春，是梦想中的天堂。

    可是，当他一路逃票到了香港时才发现，现实已把他美好的幻想击碎了。小小年纪就要面对生存考验，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只好拣饭吃，白天他总是悄悄地躲在商场垃圾桶周围，拣工作人员吃剩的盒饭，晚上就露宿在火车站。在旁人看来，他衣衫褴褛，满身污垢，简直就是个乞丐。

    一天，他在长椅旁发现一个撑得鼓鼓囊囊的灰色皮夹，他伸出小黑手打开一看，一厚沓子红花花的1000元港币让他瞪圆了眼睛。从没见过这么多钞票的他心想丢钱的人一定很焦急，就一步也没离开，静静地守在那儿。过了两个多小时，果然有个穿长风衣的女人焦急地找什么东西。

    他上前问是不是丢了个钱包，又核对了数目，女人见钱包找着了长舒了口气，一把夺了过去，迅速打开一张张地清点，脸上露出微笑。她将皮夹紧握在手中，正准备离去，周围人拦住她，“人家帮你了，应该给点儿答谢吧？”女人转身斜眼睨了旁边的徐胜利一眼，留下一句“小乡巴佬”便扬长而去。

    这件事让他知道，城里人从骨子里就看不起乡下人。

    要改变自己的“出身”，就得有钱。为了挣钱，他开始贩黄色书籍，在香港收旧书到深圳卖，一个多月就赚了几千元。

    他出手开始大方了，周围人的眼光也慢慢变得不一样，他开始有了城里人的感觉。他也意识到，钱可以改变一切，可以把一个乡巴佬变成城里人，于是，他开始不顾一切地拼命挣钱。

    他流窜于国内各个火车站骗钱。他装成学生，抱本书，专门跑到老弱病残候车专区，和人唠嗑。拿着书装做不认字，先挑简单的字问对方是什么，确认对方是文盲，合上书，问对方到哪去，装成老乡“我也到那去啊”，“我看咱俩座离得近不近？”对方一般不会拒绝，掏出票让他看，这一看真票再回到那人手里就成假票了，而一般人又不会再检查一下。就这样他屡屡得手，再把票倒出去赚钱。

    在办假证最猖獗的2004年，20岁的他来到了乌鲁木齐，自己摆了一个擦鞋摊儿，头发略卷，眼睛又圆又大滴溜溜地乱转，他那股机灵劲常常把来擦鞋的人逗得哈哈笑。

    一天，一个30多岁的女子让他擦鞋时悄声对他说，“我观察你很久了，你不干我们这行就亏了，钱多，拿钱还快！”

    经不住诱惑，他开始到处涂画“办证13999××××××”。

    他速度极快，保安在20多米处发现苗头，迅速赶过来时，他已经画完拿起喷漆逃走了。“你就是干这行的料！”“大姐”向他伸出大拇指。

    他的活儿“大姐”后来就没怎么检查过，只要说在哪条街，涂了几条，钱就立即打到卡上。从小对他好的人极少，面对“大姐”的信任，他惟有加倍卖命干活儿回报。

    别人不敢画的地方他敢，南门、友好繁华地段处处留下了他的手迹。

    克拉玛依、库尔勒……疆内很多城市都留下了他喷写的办假证广告。

    他很会乔装打扮，常常是夜深人静时出发，开始他的工作。换上特意准备的脏衣服，背个破蛇皮袋，里面装几个废瓶子，这身装扮很能遮人耳目。然而即便这样谨小慎微，被发现换一顿毒打还是常有的事，好几次都被检查的人打得趴在地上起不来，身体吃不消、检查越来越严，这个“工作”只好作罢。

    “干这些事每天提心吊胆，我也一直想找个正经工作干，可是你看看我，没学问，没手艺，也没技术，现在大学生找个工作都难，我这样的又有谁要啊？”徐胜利说这话时，一副很沧桑的样子。

    “我周围和我这样的还有很多，都干着见不得阳光的事，说违法吧，也有点儿，抓着了，也治不了大罪，顶多在里面待几天，出来照干。我们得生存啊，不然怎么办啊？”

    徐胜利这两天终于找了份正经工作——帮商场收停车费。他说但愿这份工作能干得久点。他个头矮小、脸上常带微笑，普通得没有人会多看他一眼，他总在不同的城市飘着，不知道自己的下一个路口该转向何方。(实习生 王雪迎 本报记者 刘冰)

[每日英语]

A good healthy body is worth more a crown in gold.

健康的身体贵于黄金铸成的皇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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