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面临的尴尬困境是，自己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讲述过去的方式，又不甘心接受他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代述历史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悼念
南京大屠杀油画
2007年5月，一年一度的纽约“翠贝卡电影节”上，放映了纪录片《南京》。这部由美国在线副总裁泰德·里昂西斯制片，比尔·古登泰格和丹·史度曼执导的影片，在纽约放映时，评论界反应平淡，后美国TIN鄄KFilm影业公司宣布买下其北美放映权，于2007年下半年院线有限放映。在大洋的另一端，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在东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不会对诬蔑日本人为野蛮民族的恶意宣传片视而不见，要斥资两百万美元拍摄《南京真相》，给《南京》造成的“恶劣”影响消毒。一小撮日本右翼势力也开始鼓噪：日本军队占领南京，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军事行动，根本没有什么特殊事件发生。
当导演古登泰格和史度曼到北京参加《南京》首映时，他们却感受了前所未有的反响。首先是官方大开绿灯，剧本通过顺利，在每年只进口20部外国影片的紧俏配额中，《南京》在大片《加勒比海盗》和《变形金刚》的轮番轰炸下，见缝插针播映。在南京，竟出现了热心人慷慨解囊，请千名观众免费观影的“壮举”。还有两家电影院主动降低票价到10元，让更多的国人回顾过去，勿忘国耻。两位美国导演与中国观众一起欣赏自己执导的影片，发现影院里的观众早已被深深地感染，场面很感人，中国之行令他们难忘。
谁的眼睛在“看”南京
我偶然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看了《南京》，当时观众挤得满满的，“座无虚席”不再有修辞意味，实际上巨大的放映厅没有任何空位子。
这部长90分钟的影片，不像其他纪录片那样依赖旁白，而是选择优秀演员扮演当事人直接对镜头讲述历史。22名西方人是电影的主角和叙事者，穿插了一些对大屠杀幸存者或其后裔的访谈，并配有影像档案资料作为叙事者的脚注。该片以纪录片的形式，动用了大量翔实准确的档案史料，而且它的写实风格，也颇似朗兹曼著名的纪录片《浩劫》（Shoah，1985年），但从整体上来说，它更像是一个人性故事，但不是一个人们所期望的毁灭故事，而是英雄与拯救的故事。就像《辛德勒的名单》一样，这部影片通过拯救英雄的视角，讲述一个城市的陷落、屠城、强奸、劫掠和焚毁。22名客居南京的欧美传教士、修女、商人、教师以他们非凡的勇气、惊人的毅力和高尚的基督精神，与残酷的日本占领军周旋，建立安全区，拯救了20万中国平民和士兵免遭生灵涂炭。
大讲堂里一片啜泣声，一个带着孩子的母亲，哭成了泪人，还时不时腾出擦眼泪的手捂住小孩的眼睛，小声叨念说：“要知道这么惨，就不带你来了。”片尾长长的字母滚动着，没有一个观众起身，像是默哀、像是致敬，当字幕打出：“献给张纯如女士”时，大家再也控制不住泣声一片。大讲堂的灯光显得格外刺眼，观众低着头，步履缓慢地离开大厅。我有意听听大家的观后感，有人说：“太感人了，人家拍我们的历史，让咱们这么感动，我们自己怎么就拍不出来呢？”
另一观众插话：“这部电影让我感觉与以前了解的南京大屠杀不一样，可是又没有看出什么新内容。”她边上的男友补充道：“这部片子从西方人的角度，整个南京大屠杀变成了几个外国人救出了20万中国人的历史。”“哦，真是谁讲历史就是谁的历史呀。”“谁让中国人拍不出来呢，人家拿走了我们的历史。”
其实，中国大陆也拍过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片，如1982年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1987年的故事片《屠城血证》、1995年的故事片《南京大屠杀》和2002年故事片《五月八月》等。不能说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或意愿去拍南京大屠杀电影，只是它们影响力不大，没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关于“南京”的讲述方式
我一直想弄明白，国内制作的大屠杀影片与美国人拍的《南京》到底有什么不同。在美国讲学时，我曾在一门中国现代史的课上放过吴子牛的故事片《南京大屠杀》（1995年）。美国学生当然对这段历史所知甚少，又是很年轻的本科生，所以没有任何先入的偏见。学生们开始的反应是太恐怖、太血腥了，看不下去，到影片放完后，就只剩下一些有强烈视觉冲击的残酷画面留在学生脑子里，而对整体没有把握。基于支离破碎的印象，学生们的观后感也很肤浅。究其原因，最好拿吴子牛的作品与新片《南京》作对比，会发现后者的叙事如此流畅，线索非常明快、清晰。虽然是一部纪录片，但是《南京》的故事性、戏剧效果比故事片《南京大屠杀》强得多。它的视觉素材虽然比吴子牛的旧作少得多，但是，通过回忆和口述描绘出更生动、更传神、也更惨痛的场景，让人无法质疑它的真实感，给心灵以强大的震撼。
也许吴子牛希望通过电影媒介把档案馆里冷冰冰的资料视觉化，让无声的史实说话，让封藏在岁月里的历史复活。所以《南京大屠杀》力争面面俱到，所有重大、典型的历史事件尽收片中，每段情节也尽可能做到客观、准确。为了言之有据，影片甚至以资料片和书面档案作佐证，让每个画面尽可能恢复历史的原貌，一部故事片看下来更像板着面孔的教科书。作者似乎没能认识到，档案史料、口述史、宏大历史叙述、电影再现各有自己的叙事规律，不可能在摄影棚里拍出视觉化的历史档案。特别是如果把电影作为服务载体，让它成为“见证”
历史的工具时，电影本身的艺术魅力就被牺牲了。电影再现的历史真实，不依靠司法审判所需要的无偏见、普遍认可的“铁证”。相反，它要求主观化、情感丰富的特殊诠释角度。例如2007年版的《南京》中，有一段让所有观众动容的口述。一位南京的老人讲述了儿时的记忆，在1937年冬季的南京城里，就在他面前，日本兵连刺母亲几刀，这时她还死死抱住吃奶的弟弟。日本人再用刺刀把婴儿挑到死人堆里，后来一身血污的弟弟，又爬回到奄奄一息的母亲怀里，吮吸奶汁，可母亲的乳房上，两道深深刀口冒着血泡。无论多么真实的表演，多么高超的特技，多么精确的画面，都无法企及老人讲述的真实。没有任何媒介可以展现这样一个情景：一个刚懂事的男孩，看着眼前亲人在痛苦中慢慢死去，除了用自己弱小的身躯，温暖在寒冬中渐渐僵硬的尸体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老人断断续续、带着浓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打碎了所有观众的心。
似乎是为了实现历史见证的功效，吴子牛在《南京大屠杀》中，一一列举了惨绝人寰的罪证。可他却没能将思考推向更高的层面，甚至连言辞激烈控诉都略显苍白、僵化、缺乏饱满的真情实感，而流于宣传口号。也许作者没有能力和胸怀驾驭如此沉重的素材，毕竟这段历史太极端了，挑战了人们认知的极限。与之相对照的是里昂西斯的《南京》，它有一个经验丰富的摄制班子，更善于营造一个高潮性结尾和结论性观念。但对中国观众来说，片尾星条旗在空中高高飘扬的镜头，显得过于轻佻，22个“中国人的辛德勒”的英雄义举，也颇觉世故。该片作者很懂得从谁的视角、由谁来叙述、以及如何叙述这三要素，在历史叙事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它们远远超出了历史材料本身的意义。这部美国电影自始至终从欧美人士的视角，借他们的往来书信讲述南京的故事，结果南京大屠杀变成了二十几个义人，凭着基督博爱精神，不顾个人安危，拯救苦难深重的东方人的故事。而反观吴子牛的作品，虽然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事无巨细地罗列了大量史实，却唯独没能用一个独特视角，把所有素材统摄到一个理念上去，升华并超越历史本身。让人遗憾的是，吴片虽然形式完整，但终究散漫凌乱，没有回味思考的余地。美国版的《南京》，虽然从冷静的观察者角度，把惨绝人寰的浩劫提升到揭露一切战争丑恶的高度，但是作为受害民族一员，我又无法接受这种超然度外、事不关己的轻描淡写。
一方面，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已经步入现代，日本已经历明治维新和工业文明，却仍会用近乎原始的野蛮手段，凌辱、歼杀自己的近邻，肆意践踏曾长期汲取文化精髓的古老文明。这不是任何战争都会发生的丑恶暴行。另一方面，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的古老民族，在遭此奇耻大辱后，仍因政见不同和权力之争，宁愿同室操戈，不愿一致对外，这也不是任何一受欺辱民族的正常反应。我们今天面临的尴尬困境是，自己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讲述过去的方式，又不甘心接受他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代述历史。
“南京”要生长在我们的现实和未来中
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70年，每年我们都有纪念活动，但总是重复一些基本史实：发生时间、死亡数字、残酷暴行，铁证如山，不容抵赖。当涵义丰富的历史记忆变成固定的知识，印在课本里，封存在铅字中时，它就丧失了活力和生长性。我们更应看重的是历史记忆的阐释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我们应该学会在历史中不断挖掘新的意义。
让一代代人的思想光芒照进当下现实，指引前进的方向。其实每个民族不仅生活在现实中，也生活在过去里。著名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在一篇分析犹太人和犹太教关系的文章中提到：历史境遇会在一个民族的血脉中深深扎根，决定着这个民族的每一种声调和色彩，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最深和最强有力的东西。对于犹太人来说，犹太个性不仅仅通过父辈的本性而且也通过犹太人的命运、苦难和羞辱而形成。60多年过去了，犹太大屠杀仍然活在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不断讨论、研究那段历史，创作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大学里开设犹太大屠杀课程，发表无数学术论文，还拍摄大量故事片和纪录片，以及采访幸存者、研究纳粹德国史等。从历史反省中理解自己的民族，认同犹太人的身份，揭示民族的命运。他们中涌现了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把“屠犹”上升到人类生存困境的高度。亚斯贝斯、鲍曼深入探讨了大屠杀与现代性的关系。后现代思想家、犹太裔法国人德里达，则以大屠杀为切入点，分析“悼念”与“宽恕”的伦理关系。以色列政治家本·古里安更把“屠犹”与以色列争夺生存空间的合法性联系起来。二战中的“屠犹”已经成为犹太民族现代思想的新开端。
而我们对南京死难者的悼念，总有过多的功利考量。日本的道歉或赔偿无法抚慰我们民族的心灵创伤，因为如此巨大的浩劫无法用量化的方式推算如何了结、让双方“两清”、彼此不欠。我们也没有资格代表死者，对战犯宽宏大度地说声“原谅”。屈辱首先是关乎自己的，其次才是针对他人的。
当然，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健忘的民族，国人正在克服思维的惰性，努力把握自己历史的话语权力，陆川筹划的《南京啊！南京》已经开拍。南京大屠杀也会成为当代中国思想的重要资源。记住过去、悼念死者，是一个古老民族应有的品质。（王炎 北京外国语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