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除北大、清华等少数几所高校实行非实质性的联合招生外，全国绝大多数高校仍沿旧制，实行单独招生考试，招生的计划、条件和办法都由各校自行决定。单独招考造成高校招生不足额和新生报到率低等问题，1950年5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了新中国第一份高校招生考试文件《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零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要求各大行政区教育部“根据该地区的情况，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学校联合或统一招生”。但由于单独招考操作上的惯性，该年度的招考方式仍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既有校际的联合，又有大区的统一，还有学校的单独招生。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要求，高校招生继续沿用前一年度的办法，而且统一招生要在单独招生之前举行。1952年教育部明确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其余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至此，统一高考制度基本形成，一直延续到文革前夕。

    1966年，文革爆发。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年代里，高考制度也没能幸免。那一年的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声称以往的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5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开始以更激烈的言辞来抨击高考制度，宣布要将它“扔进垃圾堆里去”。高考终于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全国高校停止招生。从1966年－1972年的6年间，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高等学校试点招收少量工农兵学员外，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几近停滞。

    1971年，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高校招生要严格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即“十六字”招生办法）。《纪要》还提出“两个估计”，认为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纪要》经毛泽东圈阅同意并以中央文件下发全国后，“十六字”招生办法和“两个估计”由此成为金科玉律。

    自1972年开始，大多数学校恢复招生，但文化考试仍未得到恢复。而1972年大多数高校所恢复的招生，却取消了文化考试，以家庭出身、政治表现、路线觉悟、实践经验等作为选拔学生的标准，对文化程度的规定则只要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即可。1973年的招生工作有所改进，提出要“重视文化考查”。然而，这一本事遵循了考试自身规律的正确做法，却因张铁生“白卷事件”而备遭指责。

    张铁生，辽宁省兴城县的一名生产队长，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闻名的人物。在1973年的大学考试中几乎交了白卷：语文38分，理化8分。眼见录取无望，张铁生在理化考卷的背面写了一封信，表示对考试的不满，同时又希望各级领导在入学考试中对他加以照顾。7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评论：张铁生“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这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地、发人深省的答卷”。

    于是“白卷事件”引发了一场围绕高校招生“文化考查”的大讨论。其结果是，文化考查被冠以“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扑”等罪名，交“白卷”的张铁生被树为“反潮流的英雄”。文化考查这条科学、客观、公正的新生选拔标准，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在 “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办法中，“自愿报名”只是幌子，“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子女是无报名资格的，即使是有报名资格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是“基层不敢送，领导不敢批，学校不敢收”；而后三个环节无一例外都成了“走后门”的代名词，弄虚作假、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私留私送名额等各种丑态纷纷粉墨登场。尽管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仍难以阻挡这股由非客观选拔标准引发的“走后门”强流。而“走后门”的结果是，导致高等学校新生文化程度极其低下，并进而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严重滑坡。而且，“唯成分论”也严重挫伤了广大出身“不好”青年的学习积极性。

    1975年1月，文革初被打倒的邓小平恢复工作，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着手对各方面的整顿。9月26日，邓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进行了一次谈话，表达了对当时招生办法的忧虑，他说：“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弟。”“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都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就是在这次谈话之后，一句金言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邓小平的意见遭到了“四人帮”的猛烈反对。他们指责高校招生是“读书做官”的“阶梯”，“扩大三大差别”、“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进而要求高校招生“砍梯子”，实行“三来三去”，即：大学新生从农村来，毕业后回农村去，当农民、拿工分；从工厂来，回工厂去，当工人；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高校招生走进了死胡同。他们甚至提出，“卫星上天，红旗(就要)落地”，“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赶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1976年10月，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经过十年动乱，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到达了濒临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的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

    1975年1月，在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身患癌症的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国人民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方针。但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大量的高素质的建设人才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瓶颈。中国这艘万吨巨轮，就要乘长风破万里浪，一股关于高考制度改革的岩浆正在水下潜滋暗长，势头愈来愈猛，愈来愈烈，就等着一个恰当的时机破岩喷涌。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进入了不同寻常的1977年。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民共和国，谁来接续上被人为断裂了多年的现代化链条？等待着天下士子的，将是什么消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