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新华出版社提供，转自《高考年轮》，作者：马国川,赵学勤

    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东方大清王朝紧闭的大门被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攻破，“中央帝国”“老大帝国”美梦被隆隆的炮声击碎。一些“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惨痛的教训中发现，国家落后就要挨打，落后缘于人才不足，人才不足源于教育制度的落后。甲午海战，日本的胜利，对中国政界及知识界影响甚大。中国上下变法之声愈强。严复说当时“言时务者，人人皆言变通学校，设学堂，讲西学。”张之洞在《劝学篇·序》里也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对于教育制度的反思，落脚于对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的批判上。

    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１９０５年）９月２日，由袁世凯领衔，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等会衔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１０月，风雨飘摇中欲图振拔的清政府谕令从丙午（即公元1906年）科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这是中国在1905年最大的新闻，它的轰动是世界性的。此诏书宣告了中国延续一千三百余年历史的封建专制的人才基础——科举制度，竟然在袁世凯的推动下寿终正寝。想想吧，改革科举制是戊戌变法中的一项内容，但慈禧老佛爷一句话就使它中途夭折。这时，老佛爷还活着，袁世凯的一句话就废了它。这袁世凯还了得吗！

    袁世凯后来经常与其子女谈起这件事，认为是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当年，《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把这一事件同清廷即将开展的宪政改革顺理成章地捆绑在一起：“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辛亥革命后，莫理循在袁世凯总统府中，做了外籍政治顾问。

    废除科举之后，那些把科举作为人生追求的读书人如丧考妣，认为断送了人生出路。但更多的年轻人把目光投向了洋务求新人士已经兴办的新式学堂，如京师大学堂和上海马相伯创建的“江南第一学府”复旦公学等现代高校。这些学堂实行自主招生，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中华民国。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高等教育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民国时期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施行的是各大学自主招生的政策，各自为政，各家独立自主命题。由于是各自为政，那些参与命题的老学究们有时还会开开倒车。比如，北平一所医学院招生，国文考试题目是《卞壶不苟好时论》，题目出自《晋书》。可是，立志做医生的学生又有几个读过《晋书》呢？只好全体交了白卷。

    不过大势所趋，新式考试的地位已无可动摇。原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蒋梦麟年轻时也曾经参加过科举，蔡元培还是翰林，但他们都主张“兼通新旧，融合中西”。在蔡元培掌校(1915年)之前，用冯友兰的话说，“北京大学基本上是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学校”，但考试制度似乎已非常新潮。当时北大的高考分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别的不考，但中文和英文总是逃不掉的；第二类将来进本科的理工科，则要考数学。

    和现在一样，当时的高校也有名额的限制。1915年，梁实秋考清华时，直隶省的分配名额为五名，报名的差不多有三十几个人，初试先涮下二十几个，留十名，复试再淘汰一半，遴选出五名。梁实秋虽然还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却顺利地进入第二轮。直隶省省长朱家宝在自己的府邸内考梁实秋等十名考生。作一篇作文，题目是《孝悌为人之本》，和八股文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区别。看来，当时清华的改革较之北大，还有不小的差距。

    当时，自主招生的大学在招收学生上还是相对宽松和灵活。1929年，钱钟书和他弟弟钱钟韩一起参加清华的高考。钱钟书数学考了15分，要不是校长罗家伦赏识钱钟书的国学和英文，竟要被拒之门外了。钱钟书的例子也不是当时惟一的个案，1922年，还有个叫卢冀野的学生考东南大学，数学更差劲，考了个零蛋，但因国文满分，而被东南大学破格录取，轰动一时。

    在20世纪30年代，也曾有过“短命的统招”。1937年，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三所国立大学试行联合招生。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国立大学实行统一招考。1940年，统一招考的学校范围又扩大到公立院校，私立和公私立专科学校仍自主招生。此次统一招考是自1905年以来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一次重要尝试。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战事严峻，统一招考办法实行仅三年便被迫中断。

    战争不断的时局使得中国的大学教育大受影响，但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下，大多高等学府基本上依然保持了由蔡元培、梅贻琦等人呵护培育出的现代大学精神，在招生考试制度上，也大致沿袭了各高校单独自主招生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