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所有成员都画了圈

    邢：您当时的研究是否还得依赖国际间的信息交流？

    杨：实际上现代的数学基础研究还是要依赖信息交流。但是过去我们做不到这些。早在1964年我和张广厚就有一个合作研究。1965年1月投稿，在当年9月份的《中国科学》上发表。1964年英国皇家学院的W．K．Hayman在伦敦举办过一个函数论会议，他提出与汇集了在学术界我们这个领域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到了1969年美国一个数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是在国际顶级的数学杂志上。这篇论文说我和张广厚在1965年发表的论文解决了W．K．Hayman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W．K．Hayman提出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因为他是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而当时，我们不要说去参加这种会议，就连1964年在伦敦举行这次会议我们都不知道。W．K．Hayman把他提出的问题，正式出版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1967年出版。中国1967年在搞“文革”，根本没有进来这本书。1971年底我们开始做研究工作，看到那个美国数学家发表的那篇论文。而这时我们还没有看到W．K．Hayman的书。直到1975年我才托黄且圆（杨乐夫人）的一个亲戚在美国给我买这本书。W．K．Hayman的书1967年出版，发行量很小，买不到，这个亲戚就在大学图书馆找到给我复印了一本寄来。我收到的时间是1975年9、10月份，这时我才知道W．K．Hayman提出的是什么问题。我们在1965年发表的文章确实解决了他的这个问题。在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与外界完全处在隔绝状态，这些信息都不知道，只有将国内图书馆拥有的图书与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现在情况不同了，仅仅从网上马上就知道很多信息。

    1977年报道的内容，实际上是我们做了能够做的事情，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但也不一定非要在全国范围内搞那么大的宣传。因为我和张广厚北大六年有好的基础，研究生阶段跟着熊庆来先生学到好多东西，也是比较好的学生。我猜测中央是要改变“文革”期间“左”得不能再“左”的知识分子政策，需要树立正面典型，又找不到多少正面的典型，就拿我们当例子罢了。

    说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一方面有那个美国数学代表团的承认，另一方面1974年还有一个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相当于科学院的院士）与我们的会见。他年纪比较大，是函数论的专家，叫A．C．Offord。他1974年10月到中国访问前，已经在《中国科学》上看到我们的文章，他来之前就说要会见杨乐和张广厚。他不是作为数学家身份来的，而是以英中了解协会主席身份，受中国对外友好协会邀请，作为半政治、半民间交流来的。但因为他是我们的同行，就要求会见我们。所以1974年10月，他被请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时，我有一个演讲，谈了我们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当时，他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说这是惊人的成果，还说回到伦敦要向他的同行报告这项成果。回去以后他也这样做了。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中还有W．K．Hayman的同行专家，一直保持和我们的联系。Hayman教授是国际上我们这个领域的权威学者，曾于1954年和1970年两次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一小时演讲。1975年、1976年他曾经邀请我们到英国访问。但那时，我国出访极严，轻易出不了国门。一直到1977年，Hayman自费来北京访问，见到我和张广厚，回去以后，又运作我们到英国访问和参加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函数论会议。这次会议在1978年春天召开。有关记录表明，我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以学者个人身份出国访问的首例。

    我们去英国访问的报告是1977年12月或1978年1月，由科学院外事局上报的。到了春节前夕，外事局把上面的批示复印件给我们看了。政治局委员、科学院院长方毅在报告上有一段话，大意是杨乐、张广厚的水平不错，让他们出去可以发挥在国际上的影响。他倾向支持我们到国外交流。然后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所有成员都画了圈。可见那时对于出国多么慎重！到了1978年12月以后，邓小平才决定派比较多的人到美国等国做访问学者。

    邢：“文革”前，数学所的专家们能与国际前沿对上口吗？

    杨：拿数学所来说，上世纪50年代华罗庚的水平与当时国际前沿的研究没有什么差距。华老的主要学生的水平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与国际上那个研究领域的水平也很接近，但他们的研究面不如华老那么宽，修养不如华老那么深。比如，陈景润与王元在解析数论方面，和国际同行的水平差不多。包括我和张广厚上世纪70年代在函数值分布理论领域，也是国际水平。

    邢：您和张广厚做研究生的论文水平，也是比较前沿的吗？

    杨：应该说是和国际上很突出的博士论文的水平相当的。1969年那个美国数学家的论文就是博士论文，发在国际上三四种最好的数学期刊之一上。而他的博士论文与我们的研究生论文水平大致相当。

    邢：您和张广厚当时的研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条件吧？

    杨：我们和西方的同事相比，他们比我们更容易成长。他们有好的氛围，有好的交流，论文出来能得到及时关注。我们只有做得很突出时，人家才能关注。

    邢：您1973年在《中国科学》上发表论文，编辑如何判断你们成果的价值？

    杨：他们请北大的庄圻泰教授审稿。陈景润论证“哥德巴赫猜想1＋2”的论文是数学所王元与北大闵嗣鹤教授审阅的。闵先生花了三个月时间看陈景润的文章。他审查完了，说血压也升高了。

    邢：你们写论文用的是什么文字？

    杨：当时我们在《中国科学》上是法文与中文同时发表。“文革”前的《中国科学》只用外文。1973年复刊时，可能觉得光用外文不好，就决定两种文字同时用。可以用英文也可以是法、德、俄文中的一种。我们刚开始的几篇文章用的都是法文。

    我中学六年学的是英文，但大家都很不重视。大学一二年级必须学俄语，大学四年级学第二外语时，我学了一年法语。念研究生时，我们这个领域的文献大都是法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法国和德国的数学在世界上领先。我们的导师熊庆来三次访问法国，在那里居住达十多年。他要求我们用法文写文章。1976年以后,我们的文章开始用英文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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