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副教授、《实话实说》前主持人阿忆在博客中将自己在北大做副教授所得收入一一列出，共计4786元。除公布北大每月给自己的工资，阿忆还像记流水账似的将每月支出一一列出，最后居然为入不敷出。由此证明“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不能活下去”。此举在网络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北大副教授孔庆东随后力挺阿忆，称这绝非哭穷，只是希望公众能够了解事情真相。

    诚如阿忆在博客中所言，“俺在正式调入北大之前，早已挣够传说中的外快”。他站出来说话，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同行们鸣不平：“如果不允许他们去校外讲学，参加某些节目以贴家用，他们该怎么活下去！”但也正因为如此，阿忆之哭穷，无形中上升为了“北大教授哭穷”，乃至“全国教授哭穷”，意图在于向“全国人民”索取大学教授“搞外快”的“合法性”——实际上已经成风成潮，只不过公众对之有些“不屑”或“愤愤然”罢了。

    然而，事实证明，公众对“北大教授哭穷”很不买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教授哭穷时是往上比的，而面对教授哭穷的公众，和面对“垄断企业员工哭穷”时一样，当然会和自己比——比较对象的不一致，让更为贫穷的公众自然难以接受。在公众看来，5000元工资，毕竟已经是普通人的好几倍，往上比固然很穷，但往下比的话，其实已经很幸福了。人们难免要质疑所列支出的合理性，因为“消费无止境”，多少工资才不算穷呀？如果5000元工资尚且高喊“该怎么活下去”，普通老百姓又都“该怎么活下去”呢？

    何况，大学教授这个职业，有更多“出售知识”乃至仅仅是“出售身份”的机会，无论公众是乐见还是恶见，教授们事实上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包括那些“明显不穷”的教授。因此很难说，教授走穴和教授贫困一定就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相信只要机制允许，绝大多数教授都不会嫌钱多；而如果机制不允许，真的“活不下去”的教授也一定少之又少。正因为如此，“北大教授哭穷”在公众看来，很有点像垄断企业的“亏损报告”，本质上就是一张“涨价的王牌”。因为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从“北大教授哭穷”人们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自己的钱包——教授哭穷了，自己掏钱还会远吗？

    当然，公众不能接受“北大教授哭穷”，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教授们“不惮于”与公众公开谈钱，所传导给人们的巨大形象落差和人格分裂征兆。套用少林寺方丈“和尚也是人”的观点，教授当然也大可说“教授也是人”。可在公众心目中，或者说在梦想中，却顽固地认为大学教授应该是精英中的精英，公众在他们身上有深重的寄托和冀望，而不仅仅是为一部分人提供一个叫“教授”的饭碗。教授固然需要一份体面的生活，可是教授更需要一份职业担当和社会责任感，叫喊“活不下去”是要向国人表明“教授都是活雷锋”，还是嫌学生缴的学费仍不够高？

    值得注意的是，阿忆公布的支出中一小半都是用于子女教育。这说明北大教授们也是知道教育负担之重的。可是，他们的亲身感受并没有转化为对民生之痛的关注和进言，而只是化为“搞外快”的动力而已。甚至于，他们一方面对中学的“苛捐杂税”不满，一方面却又对高校的高额收费不发一言。他们是中学高收费的抨击者，却同时又是高校高收费的受益者。他们的痛感仅限于私人利益，而没有上升为民生之痛。被人宰时喊活不下去，宰人时恨不得再来一刀，这种人格分裂征兆，让人如何能接受“北大教授哭穷”？ （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