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岁到今年，有关中国大学校长的问题两次引起媒体关注。去年7月，博客中国网站发布“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后来《南方周末》公布了调查结果，结论是“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够理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认为当下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而不像个教育家。统计数字表明，持这种看法的人占受访者的69.87％。

    前两天，《新京报》以“浙大易帅背后的大学校长换届高峰”为题，报道了这一两年来中国高校校长的换届情形。报道特别指出:“海外留学和官员背景成为2004年后新任校长的普遍特征”。以最近这位上任的浙大校长为例，既是留美博士，接任校长前，又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

    一年前后的两条消息构成了一个有趣的上下文。一年前，人们对大学校长的不满，正在于他们像官员而不像教育家，现在，官员恰恰成了大学校长来源的主渠道。《新京报》特意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词“空降”，即教育部的司局级官员直接下派到部属大学当校长。我注意到记者采访浙大新校长时，问及他对“空降”的看法，回答是:“历史上这种情况的校长也很多，这应该是正常的现象”。显然这也是教育部的看法，因为它正在这样做，而且批量。于是，我们发现，在大学校长的身份认同上，上下有着一定的错位。民间认同的是教育家类型的校长，而官方则把官员当校长视为“正常”。这个错位，是“应然”和“实然”的错位。民间只是觉得校长应该是教育家，但实际情况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大学校长是否为教育家，却肯定知道，他们都是具有相应行政级别的官员。因为，今天任何一所公立高校都是一个行政级别单位。如果校长的位置本身就是官员的位置，那么，官员当校长又有什么不正常？至于20世纪20年代曾经主持安徽大学的著名学者刘文典说“大学不是衙门”，那不是历史，而是老黄历。

    民间希望大学校长是教育家，这其实是一种常识。大学校长长教育，没有一定的教育理念，不懂得教育的规律，只是会打理行政事务，大学如何能办得好。不是说官员不能向教育家转化，如果他愿意的话。但教育和行政(哪怕教育行政)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着不同的游戏规则，由此也形成从事者彼此不同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甚至潜意识。公众所以觉得大学校长不像教育家像官员，本身就说明这两种角色反差很大。当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当选前曾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一次他请该校获诺奖的物理学教授演讲，艾氏客气地说“在众多雇员(Employee)里，您能够获得那么重要的奖项，学校以此为荣”。该教授立即回敬:“尊敬的校长，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您才是学校的雇员。”显然，一个当官员惯了的人，把教授也习惯看做自己的下属和雇员。而一个懂教育出身的校长，就不会这样鲁莽。可以比较一下当年蔡元培掌北大时聘请陈独秀的情形。所以，20世纪40年代后期，胡适任北大校长，国民政府先请他做考试院长，他力辞。二又请他兼职国府委员，他又坚辞。胡适说:“依据大学组织法，我决不能自己解释国府委员不是官而不辞北大校长”。胡适两次请辞，不外坚持一点:大学校长应当避免官员化。官员化即行政化，它所带来的弊端之一，是行政支配教育而非教育让行政服务。

    这里并非一味反对官员当校长，而是校长官员化这个现象值得注意。它所连带的另一个问题是，作为官员的中国大学校长又无不由官员所任命。校长产生的渠道如此单一，也并非不是问题。今年刚辞职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是克林顿任内的财政部长，可是，他出掌哈佛不是白宫的任命，而是哈佛在全球范围内遴选，然后在众多候选人中由校董会确认。更有意思的是，萨默斯就任几年便辞职，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把白宫作风带到了校园，引起教授们的不满。哈佛教授先后两次投票通过对萨默斯的不信任议案，结果，萨默斯只好自我了断。萨默斯就任哈佛的程序和他离任哈佛的原因，同样值得我们深思。（邵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