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或辍学：贫困生的生死阄

    新华网昆明９月２１日电题：女儿考上大学，母亲上吊自杀

    ——一起不该发生的悲剧再次暴露高校助困“软肋”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陈鹏

    在当地政府、交警的资助下，１８岁的云南女孩邓欣（化名）终于跨进了大学门槛。然而，没有喜悦，只有痛悔：

    “我宁可没有考上，宁可永远在家里种地种田，宁愿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是我害了妈妈！”一个多月来，她的泪水几乎没有干过。

    上大学高额费用的压力，杀了她的妈妈。

    她死于贫困

    邓欣的家乡云南省沾益县盘江乡大兴村是个贫困村，“很多人家除了种地，没别的收入来源。有的人家连买盐巴的钱都没有。”邓欣说。邓家也是常常没钱买盐的人家之一，妈妈李粉香一个人挑着全家的生活重担。

    邓欣的爸爸邓云华在花山镇煤矿上给人打工装煤车，２００２年５月的一天，这个消瘦的汉子在干活时突然晕倒。医院诊断是脑血管梗塞，抢救过来的邓云华半边身子不能动弹，完全丧失了劳动力。　

    妈妈李粉香患有严重的风湿病，一直在吃药；倒下的邓云华让这个年收入不过几百元的家雪上加霜，李粉香到处借钱给丈夫治病，外债欠了１万多元——对一个常常连买盐钱都没有的家庭，这笔钱简直是天文数字。

    奶奶７０岁了，妹妹１５岁，刚上初三，哪儿都得花钱。“妈妈压力太大！”邓欣说。６月２８日，她查到了自己的高考分数，５１０分，远远超过所报考的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去年的录取分数线。不出意外的话，她将在昆明医学院完成４年的本科学业。

    从知道女儿高考分数开始，李粉香就天天叹息。“妈妈不知道怎么给我筹集学费，一年好几千元啊！还得供妹妹，至少要让她念完初中吧？”外债累累的邓家现在要借５０元钱都成了大问题。李粉香越来越绝望。

    ８月１日早晨９点多，奶奶发觉不对劲：“她起得很早，给我倒了水，放好药，还把柴劈好搁好。可这时屋里好一阵没有动静了。我起来突然看见，她已经……”谈起那个刻骨铭心的早晨，奶奶也泣不成声。

    她死于信息不对称

    李粉香上吊自杀后的第二天，８月２日，邓欣接到了昆明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同时抵达的还有今年省教育厅下发的各项助困政策。邓欣至今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如果妈妈知道我有条件获得各种资助，她还会死吗？”

    邓欣的亲戚邓金兰告诉记者，虽然李粉香采取的方式过于极端，但村里每年因为贫困放弃学业的孩子不在少数，他们的最终选择是外出打工挣钱。“县里、乡里、村里都没办法资助他们，必须靠自己。”邓金兰说。

    记者就助学问题采访了云南省教育厅助学贷款办公室主任卢宇辉。卢介绍说，云南省１１２个县情况不一，许多县要靠“吃财政饭”，中学阶段进行的“两免一补”政策全部由县财政负担，但力量实在有限。相对来说，高校贫困生获得的助困机会要多得多。云南近年来逐步建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方筹资、学校负责”的高校助困体系，通过“奖、贷、助、补、减”等形式为贫困生解决经济困难，以确保每一个普通高校学生不因为经济困难而辍学。今年高校秋季开学前，省教育厅更下发了关于加强助困宣传的通知，要求助困政策必须与录取通知书同时送达新生手中。

    “高校基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助困体系，尤其开通了绿色通道——先办理入学手续，保证入学，再通过其他方式逐步交纳学费。”最重要的助学贷款项目自去年通过政府贴息招标、银校合作之后进展顺利，全省６万多贫困生中有５万多拿到了助学贷款，大大缓解了贫困生压力。

    然而基层的残酷现实却无法回避。在邓欣看来，县镇乡村并不能为考上大学的贫困生提供任何支持，因为在中学阶段就有较大的贫困面，为数不多的奖学金也只够奖给几个优秀学生，借贷是唯一的办法。云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２００５级学生陈艳娟告诉记者，她考上大学之后，家里却无法从当地农村信用社获得贷款，“因为必须有抵押担保。一般说来，贫困家庭在信用社都有过一次小额贷款，你必须偿还这部分贷款才能获得第二次贷款。家里太穷，拿什么作担保？还不了第一次贷款，也就贷不到钱。”

    记者调查发现，尽管绿色通道使很多贫困家庭免除了入学顾虑，但仍然不能打消父母对孩子是否能完成学业的担忧，生源地政府、信用社因缺少政策支持也很难提供有力资助。助困重心全部移向了高校。

    “别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了”

    “基层这一块基本是断裂的，学校负担过重；助困工作太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云南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院长罗骥认为，生源地助学贷款亟需推广；作为一种鼓励措施，当地村、乡、县理应承担贫困生学费的１０％左右。

    ２００１年，国家开始实行西部助学计划，主要内容为：西部地区由国家拨款，由省级财政下发各级扶贫办，再资助特困生。云南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学生处的张开文认为，西部助学计划远远不能满足贫困生需求，“每人每学年可获５０００元，还可以减免学费。但资金是自上而下的，且只能照顾到极个别的优秀特困生。” 在他看来，实现生源地助学贷款将是缓解学校压力的重要措施之一。

    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个人业务处处长吕发昌认为，目前助学贷款面临风险和诚信难题。国家、学校的风险补偿标底最高仅为发放总额的１０％至１５％，银行仍无法规避高风险。而生源地贷款有利于银行掌握学生的家庭情况，将风险降至最低。基层多渠道助困也是银行希望看到的结果。最近，云南省马龙县就大张旗鼓由政府牵头成立教育基金会，目前已经从民间募集资金数十万元，专门解决当地贫困生的上学难题。“我个人认为，这种未雨绸缪的模式值得推广，让贫困生家庭不至于因为考上大学却无钱就学而绝望。”

    邓欣获得了当地民政部门、县乡政府、曲靖市交警支队的近两万元资助——一起极端事件促使当地献出了爱心，但这显然不能作为基层助困的唯一办法。“如果妈妈不死，我还能得到救助吗？最好别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让每一个贫困生都能顺利入学。”邓欣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