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教育政策调整的两个根本方向

教育部长周济最近发表谈话，承认教育面临的最大困难为投入不足。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投入不足的确一直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坎，这不能仅仅用国家穷来解释。相对日本明治维新和二战终结后对教育的重视及其成效，我们的教育投入不足，只意味着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实际地位远非彰显。想想改革开放之初，科教领域热浪滚滚，“文革”反智狂潮为之一扫而空。当时能有如此巨变，完全肇始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根本调整。小平同志以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身份，直接主抓科教，甚至以全国科教工作者的后勤部长自命。科教因此从“臭老九”马上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首要位置，而倾举国之力于科教，才有了科学的春天和教育的复苏。现在教育的问题已到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步，需要新的举措。笔者于此郑重建议，对国家发展战略作出新调整，使教育再度充当中国改革和社会进步发展的火车头。

教育投入不足固然是一个问题，比这个问题更严峻更紧要的问题，则是教育投入和产出的不对称。

任何投入都应该追求产出的最大化，但教育不是经济部门，它的产出不应该是利润，而应该是社会效益。我们说教育投入和产出不对称，主要是说教育产出的社会效益没有做到最大化。教育应该产出的诸多社会效益中，第一效益是公正，这方面尤其有改进空间。由于贫富分化，无力负担教育成本的家庭增加。这就需要教育上的公共救济。教育是弱者改变自身命运的根本路径，而最为弱者所急需。民谚说得好，救急不救穷。以公共财政支付弱者自身难以支付的教育成本，以公立教育保障弱者的学习权，是对弱者最重要的救济。从这个角度推行的社会公正，是最有效的社会公正。这就注定了公立教育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对弱者的救济原则；也就是说，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

教育是社会公正最好的调节器，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政府的公共性主要从公权力的运行中体现出来，主要从公权力对公共资源的配置中体现出来。通过教育公正推进社会公正，则是政府体现其公共性的最佳切入点。公正因此构成公立教育的第一原则。如何把公共教育资源送到最需要的人群中，尤其在教育投入不足、公共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以较小的投入创造最大限度的公正，这应该是亟待教育部门反思的首要命题。

教育的第二个产出是效率。这里的效率依然不是利润指标而是社会效益，即整体国民素质。根据木桶原理，最短的那个木板决定着桶的容量，因此需要加大对所有贫困人群的教育投入，保证贫困人群充分享有义务教育，从而尽可能地提升整体国民素质，避免庞大的低素质人群对现代化进程的制约。教育部决定继续把农村教育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加大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力度，促进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巩固提高。这毫无疑问是一个积极的举措，长期不懈地抓下去，必定会出现明显的成效。同时，也应关注在教育投入短期内难有戏剧性增长的条件下，怎样“节流”，即怎样尽可能地降低教育成本，使更多的孩子无需例外救济亦能免遭失学之苦，应该比“开源”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要降低教育成本，一方面要从源头上杜绝教育领域的腐败和浪费；另一方面，则是尽可能地遏制公立教育的趋利冲动，让公立教育从产业化大潮中急流勇退。诚如周济部长所云，当前教育上最突出的问题和最突出的困难，是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但必须清楚地看到，普通群众渴求的优质教育不是豪华教育和高价教育，而是“软件”上的优质，即怎样让孩子们在同一单位时间，享受最大限度的学习乐趣和掌握最大限度的有用的知识，让孩子们健康成长。豪华教育、高价教育只应该是市场的事，只应该是民间资本的事，只能让有实力享受这种教育的特定人群自己去投入。公立教育市场化、以利润为目标，必然不仅滋生教育腐败，而且抬升教育成本。如何遏制公立教育的趋利冲动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教育门槛，让公立教育回归朴素，让公立教育真正平民化，不再成为中国普通家庭的主要消费支出，由此构成亟待教育部门反思的第二个命题。

如果说教育投入不足是教育现状不如人意的外因，那么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不当则是导致教育现状不如人意的内因。如果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结构不能尽量优化，单纯强调教育投入不足是没有意义的。加大教育投入的一个基本前提，应该是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结构——亦即教育体系内的游戏规则、利益结构——的根本调整。另外，必须加强对教育体系尤其是对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社会监督，使其最大限度地透明化，重大投入还应实行听证制度；各级人大也应对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情况进行定期定向检查，并公布检查结果。

总之，教育投入不足固然是一个问题，但不是最致命的问题。最致命的问题在于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结构。这个结构理顺了，钱少也能办大事。国家发展战略调整和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因此须齐头并进。而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则尤其应该是当下教育政策调整的根本方向。（笑蜀）

（责任编辑: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