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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印之乐”——林岫详解李汝谦五印
2017-03-15 09:46:52 来源: 中国文化报 美术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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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语创作,属于文学范畴,其表情达意,字数多少不一,总以淹雅精炼为上。印语确定后,结合篆刻艺术的创作,方寸天地似人间戏场,印家的喜怒哀乐尽可寄寓其间,待那文心奏刀向石之时,又极似金石两阵对圆的斲斗雕削,好不精彩。笔者不擅此道,但逢闲暇,清茗一盏伴读,或检各家印谱参比观赏,怡心养眼,偶以文学会意,亦能启智益乐,许久难忘。

    印语素有巧借一法。乾隆年间篆刻家巴慰祖借宋玉《对楚王问》语自刻“下里巴人”印,书画家齐白石借《论语·里仁》语自治“见贤思齐”印,又山水画家梁树年借北周庾信《枯树赋》桓温名言自镌“树犹如此”印,皆巧借成语应对自家姓名一字,含蓄耐品。读者细心,居然读出那“巴”那“齐”那“树”的用心,领悟到天赐好语的奥赜,这大约就是武林人所谓“腾挪骁越,但凭空中借力”的“虚借实着”。

    据清代著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吴趼人(1866—1910)《趼廛笔记》(宣统二年,上海广智书局1910年出版)云,“书画家例多作闲图章,以为起首押脚之用。其图章之文,或取古诗,或取成语,无一定也。画士李某,请人作一闲章,文曰:‘自成一家’,见者哗然。”印语有大言戏谑骇人者,“自成一家”应属此类。

    “自成一家”,语本寻常,用来评论他人是褒扬美意,若用于自评,未免吹擂,授人笑柄。国人素以谦虚为嘉德,苟作过誉,众人当然嗤之以鼻,所以用“自成一家”“墨海掣鯨”“参悟古今”“书法哲人”等高度褒赞的词语自评,犯品格忌讳,容易遭人嘲笑。李某胆敢放此大言,自有其戏谑的道理,可惜世间糊涂人多,未解个中隐意,便叱责不已。

    世厌寂寞,江湖事,颇多无独有偶。近代济宁诗书家李汝谦(生卒年不详,号一山),性喜诙谐,又优文擅艺,玩世不恭,经常以藻思奇响语杂戏谑,笑傲朋辈,被当时文艺人目为“滑稽之雄”。李汝谦常备一印炫耀,刻的就是“自成一家”。

    李公是否读过吴公的《趼廛笔记》,无从知晓;或者吴公生前认识李公,故事中的“画士李某”就是摹化此人而来,只是笔记故事的人物身份秉性毕竟不似“滑稽之雄”,质疑难以坐实,姑妄可也,但二“李”独采成语“自成一家”作印,原本故意,也算所见略同。

    因为“自成一家”印语自赞过线,违规犯忌,李公友人曾以其名为“汝谦”,责问过“何以不谦”。李公窃笑,让人自去玩味,后来经明白人点醒印语四字的谐意,方知其清狂有趣,尤足发噱。古今李姓人甚众,想来也是一家,何况那惊天动地的闯王自成正好姓李,所以晚清那位“画士李某”和近人李汝谦刻印,都敢曰“(与闯王李)自成一家”,岂是狂妄?理由十足,谁也奈何不得。

    李汝谦还有一印,更加奇语骇人。此印语十二字,曰“诛潜德于既死,发奸雄之幽光”。一般闻见者不知究理,以其故意混淆善恶而横眉冷对。唯熟悉唐宋文的读书人知韩愈《答崔立之书》有“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奸谀已死,犹可口诛笔伐,谴责其罪恶;忠贤潜德而逝,犹可发扬光大,褒赞其善行),李公意欲巧谑炫奇,遂借句改字,但反笔出击,未尊原文,弄得诡谲晦涩,使读者难以体味。

    “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本自韩愈文,实乃千秋史鉴之准则,历代史家之心灯。这12个字说得精辟,掷地有声。因为点醒了一个治世纪史的大道理,即纪史成籍若能昭示公理或者弥补公理的遗憾,实际上也是弘扬正气的一种治世方式,所以历代官宦无不知晓。历史崇尚公道,纵善恶者故逝,也须肃正是非,天照原形,让今能知古,后能知今,故朱熹老夫子评说得妙,“‘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也。”换句通俗的话说,纵当时冤屈了忠贤,便宜了奸邪,最终还有历史的清算甄别,可以笔诛既死的奸谀,弘扬贤良潜德的幽光,使善恶奸贤都能昭然明世,才让后来的乱臣贼子胆战心惊。

    古今生生不息,善恶是非何曾宁息?千秋当有多少不便明说的生死遗憾,但“自有史笔书之”,留下些许渺茫的希望,也足以安慰存世的忠贤。历代忠贤能取义成仁,昂然蹈死,相信身后的史笔会公正于权钱之上,希望正在于此。

    那么,李公何以胆大妄为,竟要改易史则去“发奸雄之幽光”呢?欲读懂此印,还须了解其人。因为李公一向嗜好古雅,专门搜集恶名昭著如奸佞之类的书画,已经蒐罗颇丰,正自鸣得意,所以借韩愈名句刻得此印,钤于奸佞书画之上,欲炫耀其收藏是“发擿幽光”(揭露故世奸佞的幽光)。平心而论,李公此印,前后移动四字并改“奸谀”为“奸雄”,反笔寓讽,也是丑话实说,张扬正气,料无嗜物忘德之意。不过,将韩公的“诛奸谀于既死”改成“诛潜德于既死”后,“潜德”忽然变成奸佞的败德,讽意不显,读者懵懂,确实有些添乱。

    民国元年,李公拟任山东泰安府知府时,又治“太山太守”一印,翌年撤府,李公降为县知事,被好事者谑称为“太(山)太(守)印”,归太太收藏,李公不以为忤,反以为乐。“太山”乃“泰山”古名;“太”通“泰”,自古已然。如此,既能回避“泰山”一词早已俗成“岳丈”代称,也显露其拾掇古语的美意。然而不久,县知事李公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治印曰“岱宗殿守”,寓意“泰安最后的太守”,吐口忧闷,也学1100年前的陶渊明,来了个挂冠而去,结果惹怒上司,经山东省议会的《议决查办泰安县知事李汝谦案》发落,打回原形,做了江湖闲民。

    李公生性散漫,喜欢以造谑引人注目,经常因过分招嫌到“不遭人骂事难休”的地步。例如所撰文稿,每钤一“中虚得暴下”的五字印章,读不懂的,莫名其妙,读懂的,皆捂鼻掩卷而去。此印语,也是借古而来。韩愈诗《张十八》首句即“中虚得暴下”(肠胃不适致腹下暴泄)。李公形容自己的文章皆是“中虚得暴下”的污秽产物,自以为诙谐无比,结果搞笑成了“搞丑”,广为当时报人诟病嗤笑,而且由此虑及李公玩弄黠智,轻佻任性,避之犹恐不及。李公后来纵以庄重文投稿,报刊皆拒绝其“暴下秽物”。看来,戏谑有度,过犹不及;聪明过头,结果难为的都是自己。近代掌故学家徐一士的《一士谭荟》评李公“其事多无心之失”,的确语意中肯。

    李公行状,多见于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料无虚撰。读李公以上五印,大略可以知其为人为艺。其格,狂直与狂狷之间,自适任性而已。其智,若依明人辑编的《智品》(智慧七品)推论,上不及“雅品”“能品”,不过“谲品”“具品”之间,机趣逸致而已。其为人处世,据当时诗人马甲鼎《泰山游记》所言游访泰安一带的见闻,谓李公“慷慨好士”,评价不低。又康有为壬戌(1922年)癸亥(1923年)逝世前两次山东行旅,在济宁访碑,偕行者就有李公。李公擅诗,意气傲兀,颇享诗名,《挽张之洞》诗七律五首,其二曰:“天将时局故翻新,万种艰危试一身。有福方能生乱世,无痴转不算完人。直兼新旧将焉党,最凛华夷却善邻。甘苦要听公自道,调停头白范纯仁。”其实,以“有福方能生乱世,无痴转不算完人”形画李公自己,应该恰如其分。

    五印中,“太山太守”和“岱宗殿守”,记生涯事,类同査慎行的“南书房史官”、吴昌硕“一月安东令”等印,在传统印语中属“显爵自嘲”一类,其间几许伤怀,唯友好知之。余三印,皆属善借,首举当是亦雅亦谑的“自成一家”;“诛潜德于既死,发奸雄之幽光”,碍于艰涩,稍次;“中虚得暴下”,谑而不雅,最下。

    五印聚会,识鉴方便。读印知人,又解得借字、翻借等印语作法,欧阳修曰“于物用有宜,不计丑与妍”,信然。(作者林岫为学者,中国国家画院院委、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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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 责任编辑: 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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