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浩俊    作者文集

    近期，两个执法者违法的案例值得思考。

    一是上海的“钓鱼执法”案，打击“黑车”虽受欢迎，但执法者利用“钓鱼”的手法陷害百姓，执法变成了违法；二是郑州的“小姐”裸照曝光案，扫黄打非本是正义之事，但执法者却把“小姐”的裸照在网上公开，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正义变成了罪恶。

    为什么合法、正义的行为在执法过程中变成了不合法、非正义，甚至涉嫌犯罪的行为呢？为什么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不能按照法律的精神办事，却要损害个人的尊严、社会的尊严、乃至法律的尊严呢？

    对前者来说，主要还是执法主体被利益绑架，执法行为也就深深植入了利益的筹码，使执法动机产生了严重错位。因此，从实施“钓鱼”的最初开始，执法就已经完全偏离了法律的轨道，不管这样的“执法”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结果都逃脱不了“违法”二字。后者虽然在执法过程中没有被利益绑架，但在执法过程中，却过度夸大“正义”的威力，漠视人格在法律中的崇高地位，使执法变成了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暴力。

    如果这种问题只是发生在个别人、个别地区，纠正过来也就罢了。可怕的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法与非法关系不清、执法与违法界限不明的行为并不少见，甚至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城市拆迁、土地征用、执法检查、处理信访以及城市管理等各个方面，都能找到不胜枚举的例子，都有被执法行为伤害的故事。

    出现这样的问题，已经不能简单地用“愤怒、痛恨、谴责”来形容，而应当用“担心、担忧、警觉”来呼吁。如果让这样的问题经常发生，让这样的现象到处出现，伤害的将不仅仅是某几个人，而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

    对于一个旨在通过法律规范公民行为、治理社会环境、建立社会秩序的国家来说，如果执法者都分不清法与非法的关系、不知道执法与违法的界限，又如何去要求其他公民遵守法律、按法律办事呢？一旦执法不能严格按照法律进行，甚至公然违反法律的精神，伤害的将是公民对于国家法律、社会道德的尊重与信任，这种不信任的加剧将导致社会风气变得沉重，社会运行成本大幅增加。

    我国司法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随着各种法律的不断健全，我国立法已经初步具备了建设法制社会的条件。但从执法来看，由于一些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行为不规范、标准不统一，使法治建设出现了“断层”。如何消除这一“断层”，对建设法治社会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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