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陈平原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中指出：今天的中国大学，教授们普遍不愿在学生身上花太多时间。其原因是，这在各种评鉴中很难体现出来。每次晋升职称，因教学好而被评上、或因教学不好而被卡住的，极少极少。

    的确，因为把“世界一流”、“世界知名”或者“国内领先”作为奋斗目标，我们的大学明显重科研而轻教学。道理很简单，就是在量化管理的体制下，教学的好坏，特别是本科教学的好坏，很难体现出来。

    以我所在的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为例，要问近年来同学们认为最好的老师是谁，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说是从数学学院退休后，志愿到我们学院任教的陈铭俊教授。还记得2002年度的毕业典礼，因为要以主席台为背景给每一位毕业生拍摄单独的毕业照，等到这高度动态的一个多小时过去、毕业生代表讲话时，会场已经不整齐了。最后，是教师代表陈铭俊教授讲话。陈老师一上台，原来有点散漫的会场，立即在爆发的掌声中重新凝聚起来。

    陈老师头发花白，个子精瘦，为什么有这样的魅力？因为他的理想是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只要同学肯学，是一块料子，他就不惜长时间严格、耐心地给他们授业解惑。去年夏天陈老师在深夜备课后去世，同学们纷纷捐钱，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提高告别仪式的规格，场面非常感人。陈老师早年的一位学生，就是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的世界著名学者。这位学者说，现在自己能做出这些成果，得益于陈老师的当年教导。可即使有这样好的教学成果，如果按照时下量化认定的标准考核他，陈教授肯定不能达标，因为他没有“论文”发表。

    很长时间以来，认真教学、严格要求，仿佛已经远离校园。可回想50年前，我们一上大学，就有学部委员即现在说的院士这样的大师给我们一年级学生上基础课。当时刚刚在北京建立不久的中国科技大学，数学、力学的一年级学生，还分别由华罗庚、吴文俊、钱学森这些大师调教，他们正好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仅有的三个自然科学一等奖的获得者。

    因为现在的体制是量化管理，结果许多老师的主要精力不在教书育人上面，而是在论文数量和“等级”这些马上可以量化上去的地方下力气。有些“前景”看好的老师，可以为了接受采访，把学生撂在教室。一些大学不惜重金聘请专职的“项目教授”，说好不上课，任务就是申请项目获得经费。

    现在各大学都要对老师实行聘任制，头一个合同三年，如果指标不理想，下一个合同就只有一年。这时，除非已有论文被接受即将发表，否则只好走人。这样急功近利，据说是为了创建一流。可如此相逼，怎么会有合格的大学教育？

    教学的业绩的确难以量化，但绝不是无法评价。所有学生都要填写的课程评估意见，在标准化操作前，就是比较可靠的依据，不大容易作弊。现在在一所比较好的大学，本科生对教学的好坏，已经颇有定见，不大容易被那些靠“你们说对不对？———对！”“你们说好不好？———好！”这样的广场式忽悠糊弄。如果大家同意大学应把教书育人放在第一位，或者至少放在并列第一的位置，那么是否能建立这样的规矩：对按照学生评估教学最好的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二十的老师，保证他们单凭教学业绩就能通过考核。学生那么欢迎的老师，却不能通过量化评定的考核，总是说不过去吧？（王则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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