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博渊  作者文集 

    明星李亚鹏打了跟踪拍照的记者，有人说该打，有人说不该打。我觉得，该打不该打并不重要，人们倒是应该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专门跟踪艺人和挖掘他们点点滴滴生活琐事的记者被称作“狗仔队”，出名的艺人被称为“明星”，这件事情被称作“明星打狗仔”，已经将大众的情感倾向表露无遗了。这里有贵贱之分。其实“狗仔”也不容易，他们是在那里谋生，无非是为了报纸能卖得好，自己的工作能得到老板的认可，能够有一碗饭吃。

    这在三十年前是不可思议的。那时候有谁预料到艺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会如此这般地光芒四射、万人仰视？如果没有这个变化，又哪里会出现“狗仔队”？须知，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艺人不过是“玩意儿”。明代的艺人被编入“乐户”，地位大致相当于印度的贱民，他们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不能拥有田产，而且子子孙孙都只能从事说唱之类的贱业。清代名义上废除了乐户制，但艺人的地位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直到民国时期，艺人们还集中在北京大栅栏这样的地方，“撂地”卖艺，糊口而已。只有极少数“撂地”撂出些真功夫来的，自组剧社，成为“角儿”，收入丰厚起来。尽管如此，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随之变化，依然是“玩意儿”。

    解放后，艺人翻了身，被称为“人民艺术家”和“演员”。那时候，演艺人员的收入并不高。记得70年代初期，一个歌舞团到阿富汗访问演出，一位当时红遍中国的女高音歌唱家对我们驻外人员说，她非常想有一台录音机，但出国多次，还是没有攒够钱。我们几个人凑了点钱，给她买了一台袖珍式录音机，她千恩万谢。再看看如今的明星们，哪个不是腰缠万贯挺胸凸肚？其原因，是社会形态变了。巨变生“追星族”，巨变生“狗仔”。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中国社会以及人们心理状态的变化。

    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不一定对应，那些世家大族，贵族子弟，尽管败落了，社会地位却依然崇高。而某些商人发达了，可以盖豪宅，可以买奴婢，但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地位不高，只获得了一个“暴发户”的蔑称。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形不同了，人们只认钱，不认门第，有钱就是爷，没钱就是三孙子。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里有一个人物，是一个出身贵族的妇人，没有了钱，没有了依靠，只能受雇于一个资本家暴发户。那暴发户表面上对她很尊重，实际上将其当作情人；贵妇人一方面放不下架子，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讨好雇主，以保饭碗。这个故事反映了英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心理状态的变化过程，新意识还没有正式登场，旧意识刚开始动摇。我国社会正在转型，人们的心理也在变化，而且变化的速度极快。变化之一就是对艺人的态度。这是一。

    包括娱乐在内的享受是人类的天然需要，其程度取决于社会的富裕程度。我发现，中国人实际上是一个很懂得享受生活的群体，讲究的是美衣美食，美食美器，因此“饮食文化”冠于全球，精美丝绸和瓷器享誉世界。克勤克俭却是无奈之举。大多数人贫穷，不得不节衣缩食，克勤克俭就形成了风气，成了文化。即使如此，娱乐还是有的。过年过节，地方上也会请一班戏班子唱几天戏。谁家办喜事，也会请戏班子来唱一唱。甚至为了表示向别人赔罪，也会请戏班子来唱几场。农家子弟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学戏，说“去做戏子呀”。由于贫穷，由于社会地位低下，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一天也没有放弃致富的梦想，光耀门楣是年轻人的崇高理想。中国农民对于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位置十分敏感，很在乎别人瞧得起还是瞧不起。只要有条件，他们就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比如请戏班子来村子里唱两天大戏，就是一种炫耀的方式。近三十年来，中国人的整体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许多人有扬眉吐气之感，贫穷时候被压抑的享乐需求和炫耀心理暴发了。歌舞说唱因此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市场，艺人因此走红，大红大紫。这是二。

    英雄时代已经过去，享乐时代已经到来。三十年来，有关部门推出了众多英雄模范人物，科技界也是老树新花，新秀辈出，但就名气而言，他们中间除了袁隆平，没有一个可与歌星影星比肩的。社会风气是拒绝崇高，拒绝严肃。十年前，有文艺爱好者说，我们的文学作品太沉重，太严肃。“文以载道”被否定，代之以“戏说”、“水煮”。这个变化是那场所谓“大革命”的后遗症。人们有被愚弄的感觉。他们发现，原来以为伟大的人和事其实不怎么伟大，怀着一腔热血追求的东西到头来是一场梦。“哀莫大于心死”，失望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人们变得现实了，或者说实用了，挣钱享受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各种星于是应运而生，终于满天星斗，耀人眼目了。这是三。

    有此三点，“明星打狗仔”实在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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