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来说，文学和学术的天空都太小了。他留给我们的，是不畏强权的独立批判精神、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以及对我们这个民族和人民不能割舍的情感。

    柏杨去了。这个几乎与五四运动同岁的人，作为“五四”自由之精神的最后一个实践者，在五四运动89周年纪念日的前夕，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有许多人，以他们自己对柏杨的理解，追忆柏杨，清理柏杨留下的精神遗产，也留下他们自己的思想足迹。

    初读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是在上世纪80年代。该书1986年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出版，其中的“花城社”版本，不仅删除了《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一文，而且，“作为内部发行，仅供有关专家、学者及研究人员参考之用”。可见，对于中国人是否丑陋，那个时候就是有保留的，或者说，是没有勇气正视的。所以，读这本书首先就需要鼓起勇气，因为，读着读着，你就会发现，自己已被装进去了。

    但是你得承认，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而且，他的态度是真诚的。总之，我的思想在那个时候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与许多年前读鲁迅杂文时的情形非常相似。但鲁迅所讲毕竟还是几十年前的事，离我们很远；而柏杨讲的很多人和事，就发生在今天，我们都有切身的感受。我曾经为此而感到困惑，改造国民性喊了也有几十年了，中国人的进步又表现在哪里呢？或者，中国人的自新，真的是任重而道远吗？

    柏杨以写作终其一生。他的写作，归为一点，就是“只为苍生说人话”。他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都凝聚在这里，为中国人能够有尊严地活着，耗尽了全部的智慧和心力。柏杨的身份，是学者兼作家。但在我的心目中，他首先是个战士，不屈不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的写作，从来不是要在文坛或者学术领地里占据一个位置，争取一个名号，而是基于现实，对历史的批判与反思，以及对国民沉迷于悠久传统的一种棒喝。

    有人曾经质疑柏杨的文学成就和学术地位，这恰恰显示出我们与柏杨的隔膜。他的写作又岂是文学和学术所能约束的？对他来说，文学和学术的天空都太小了。他留给我们的，是不畏强权的独立批判精神、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以及对我们这个民族和人民不能割舍的情感。据称，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有“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十年通鉴”的说法，正是在牢狱之中，他完成了那部以人的情怀观照中国历史的巨著《中国人史纲》。不要跟他讲你们的学术规范，一个“人”字，已经划清了他跟传统史学的界限。前几年，作为责编，我曾参与《中国人史纲》在内地的出版，他所给予我的教益，是可以受用一生的。

    柏杨以其写作证实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今天我们纪念柏杨，就是对于这种价值的一种认同。有人说，柏杨去了，柏杨的时代就结束了，好像柏杨的精神我们也就不再需要了。这至少和我观察到的情况有些不同。我在书店里看到，因为柏杨的去世，他的很多书，特别是《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人史纲》，在市场上已经脱销了。这种现象说明，这个时代还是需要柏杨的，他的精神通过广大读者的阅读而存在，而延续。

    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和柏杨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有什么区别的话，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一种自我平庸化的倾向，他们可以找出种种理由，表达对现实权力的屈从和认同。这是中国人的悲哀，更是知识分子自身的悲哀。由此看来，更显示出柏杨精神遗产的稀有和可贵。这笔遗产不是别的，就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情怀。一个社会为什么会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其存在的意义及其价值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一点，我们读了柏杨就可以明白。知识分子应该是有社会担当的。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在社会发烧的时候，保持清醒。他们的存在不是为了给现实社会提供合理性的解释，事实上，他们有义务以其理性和智慧向公众揭示现实的合理性将怎样在其发展过程中走向衰落和灭亡。

    中国知识分子的毛病之一，就是说得多，做得少，习惯于坐而论道，崇尚清谈，发展下去往往就是扯淡。就像很多人都在参禅拜佛，其实只是在为自己梳妆打扮。用林谷芳先生的话说，只有在“两刃相交，无所躲闪”之际，才有真实的禅可言，才可能领略生命的极致风光。修禅如此，继承柏杨的精神遗产又何尝不是如此！(解玺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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