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  刀   作者文集

    “至少一斤的酒量、干得好可以转为公务员、女性、身高一米六二以上……”当这些词汇经过招聘人员之口说出、成为广东省阳东县政府接待办专门到重庆招聘接待工作人员的先决条件时，一时间阳东县设在“重庆市2008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春季)双选活动”上的摊位成为当日最热的话题之一。（《山西晚报》4月3日）

    与招聘工作人员以此极力吸引眼球不同的是，当地政府坚决予以否认。显然，他们在喝酒可以喝成公务员一事上更具敏感性，觉得这样公开拿潜规则说事确有许多不妥。谁是谁非虽暂无定论，但由此公众可以看到，尽管禁止公款吃喝的文件一大堆，尽管一些地方一些行业下达了声势严厉的“禁酒令”，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官场的“酒文化”仍旧源远流长。

    此时此刻，笔者想起了河南新县那位因“酒精考验”倒下的计生委主任郭世忠，如果不是因为喝掉了性命，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滑稽的立功表彰，他或许至今仍可以隔三差五地喝喝酒唱唱歌，甚至还可能博得上级的好感，戴上大红花也不是不可能。他的死之所以能够引发这么大的关注，只是因为“酒烈士”将公款吃喝之风发挥超出了极致，令公众忍无可忍。

    而东阳县的招聘，也只不过是把当前的潜规则变成了显规则，只不过撕破了潜规则那一张象征性的薄纸。事实上，吃喝泛滥之风早就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其数字也已高攀至每年3700亿人民币之巨。

    记得前几年有专家曾建言，将公款吃喝之风入罪，如此倒有点高估法律的作用了。起码就眼下看来，关于禁止公款吃喝的文件从上至下，各行各业不知道有多少，但每年的吃喝浪费仍旧杜而不绝，也没见有谁会因为公款吃喝挨处分扣工资，当然更甭谈丢官了。就算制订了法律，让一帮吃喝者去监督另一帮吃喝者，谁能保证二者不会弄成“哥俩好”？这样到底有多大的可行性，确实存在很大疑问。

    很怀念过去那种领导干部带着粮票下乡，三菜一汤的招待模式，如今，如果谁要下基层交了饭钱，那倒成了新闻。不是过去的领导干部天生就根正苗红，而是在那个年代里，不但领导干部自己，上级领导机关也很在意群众的反应。

    老实讲，笔者倒不觉得吃喝之风有多难抓，跟公车私用泛滥一样，关键在于掌握监督权力的对象是谁。如果让监督者自己监督自己，这跟左手监督右手没什么区别，当然也就别指望能起到什么大的作用了。反之，如果让群众来监督，甚至让那些公款吃喝者丢官，那些公款吃喝者也许就会嘴下留情了。如此说来，官场“酒文化”的根源还在于酒桌之外，就酒论酒只是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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