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两会”上，由民建中央提交的“一号提案”———《关于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税收政策的提案》，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

    这份“提案”描述了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中税收政策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程序上缺乏明确法规，以至于去年“5·30”印花税上调政策的决策程序被市场主体广泛诟病；其次，实体上缺乏公平原则。目前一级市场投资者交易不纳税，二级市场国债投资者交易不缴税，股票投资者交易要缴纳较高的印花税。此外，对于股票红利，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要交红利税，但国家股和法人股不交；最后，税收政策导向不明显，突出表现为股票红利要缴税，但买卖获得的差价不用缴纳所得税，这会鼓励投资者从股票差价获利而不是长期持有并获取红利。

    该“提案”也叙述了治理这些问题的办法：首先，设计差别比例印花税税率，改买方纳税为卖方纳税。其次，取消按红股面值20%计征所得税的规定，对红股（即红利）在分配环节不征税，而在变现环节征税。最后，适时开征“证券所得税”，并考虑对长期投资者的所得实行较低的税率，对短期投资者的所得按照一般所得征税。为了鼓励和保护个人投资者长期投资，该提案还建议：以持券期的长短为标准，将资本利润和炒作利润区别开来，给予资本利润减半征税的优惠，以保证中长期投资者的利益。

    应该说，这份提案基本厘清了证券市场在税收环节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且提议也符合国际上成熟资本市场的惯例。然而，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看到，这份提案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即在于就“税收”谈“税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逻辑大前提，那就是我们当前的资本市场并非成熟资本市场般具有红利投资价值，也还不是长期有效市场。

    我们认为，成熟资本市场之所以能有效配置资源，其前提正是它是一个“正循环”：企业上市融资，投资者择优购买，于是资源自动流向优质企业，而判断哪个企业优秀\哪个企业差劲的重要依据，就是企业的连续盈利并且分红能力。只有企业不断回报投资者，才会得到大众信赖。若年度现金分红占股价的比例跑不赢一年期存款的利率，这家公司就不能算“蓝筹”。像中国平安、浦发银行这样分红没有或者极少，就想天量再融资的公司，将遭到不可想象的抗议。

    可是目前的现状是，截至2006年底，历年来给流通股东的现金分红总计不超过2000亿元，甚至不够付2007年的印花税！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讲过，假如银行贷款利率超过20％，那么这个国家所有的商人都要从事非法生意，否则谁也做不下去。通过高额印花税和佣金来鼓励投资者长期持有也将陷入这个悖论，没有分红，税收又高，怎么办？于是，内地资本市场形成了一个迥异于成熟市场的“负循环”：投资者唯有期望股票上涨获利，而且必须是能覆盖高额税收的暴利，只能不断打听消息高抛低吸，只能放弃所谓蓝筹股追逐题材股、重组股，只能期望上市公司能“送股填权”而不是分红；在这种投资氛围下，上市公司当然乐得进一步减少现金分红，转而“高送配”。股市焉能不过度频繁交易？焉能不日益偏离和丧失其基本功能？

    因此，必须“有红利收入”在前，才能降低“红利所得税”，改征“证券所得税”在后，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当前上市公司盈利和分红能力均严重不足的前提下，理当先减轻投资者负担，改印花税双向征收为卖方纳税，将红利所得税改为变现时征收，并将此两税均给予长期投资者优惠。然后出台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政策，如将再融资资格与历史派现规模挂钩，才有望扭转“负循环”的不良现状，还资本市场的长期有效性。

    我们也希望中国能有“巴菲特式”的长期投资者，可是我们首先要有运通、吉列、GEICO、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仅靠调整税收制度，实现不了资本市场的这个宏伟目标。(闵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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