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刚  

    日前，广州市人大代表练卫飞在越秀区代表团分组讨论时说：“我在厦门有一家五星级酒店,从报建到建成营业才花了14个月的时间,可我在广州搞一个30万平方米的创意产业园用了8个多月的时间连报建都未最后批下来。在朱小丹书记三个电话、两个批示的大力支持下,还盖不完那50多个公章。”（《南方都市报》2月19日）

    市委书记三个电话，两个批示，支持的力度不可谓不大，重视的程度可想而知，可8个多月竟然还盖不完50多个公章，乍一看，这确实是个问题。也难怪练卫飞代表批评政府职能部门办事效率不高,协调不足,影响了广州的经商环境。

    书记的批示不好使，我们应该辩证地看。一是事情确实应该办，也能办，但是办事拖拉，给耽误了，那练卫飞的批评无可厚非；二是事情并没有因为书记的批示特事特办，而是一切都在按正常程序办，也没有拖拉，只是没有当事人想象的那么及时。如果是这样的话，练卫飞的指责则有失偏颇。

    其实从练卫飞代表的话里，我们可以读出另外一种意思，那就是既然书记都批示了，就应该一路大开绿灯。或许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办事效率不高的问题确实存在，但是如何界定这个效率不高？50多个公章应该几个月盖完才算办事效率高呢？除却有关部门办事效率不高的原因，也可能有当事人心急的原因，抑或已经习惯了在别的地方一路绿灯，到广州有些水土不服也未尝可知。

    从古到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依靠行政权力大开方便之门的办事规则。古代有拦轿喊冤，进京告御状，然后一级一级压下来，冤案才得以昭雪，才有了那些“父母官”、“包青天”。而现在呢，我们习惯于批条子，走后门，凡事儿都想走个捷径，似乎没有领导批示，没有上级明示，事情就办不成了。而下级呢？一看是领导的事，于是马上办，抓紧办，生怕误了领导的事。至于程序、手续，审查都草草带过，甚至置之脑后。而这种模式之下，腐败也就有了滋生的温床。

    有关部门要求有领导批示才能办事，那肯定不对。职能部门应该按照国家政策和规定来执行，而不是唯领导马首是瞻，什么事都要领导批示，那还要法律规章干什么？有了批示，而其它部门却没有执行，可能有执行不力的原因，但也可能说明这个部门严格执行政策，按程序办事。试想，如果有关部门真的连创意产业是啥都没搞清楚，就匆匆盖章，那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根本没有履行好人民赋予的职责。

    现代政府应该是一个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政策执行应该严格依法办事，按程序办、按制度办，而不是依靠领导的个人魅力抑或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地推动。如果广州市相关部门是由于严格审批程序，坚持按制度办事致使书记的批示没好使，这倒是一件好事。果真如此，我们倒要为广州市有关部门的做法鼓掌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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