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把脉开方”。“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曾其毅直言。曾其毅认为是国人的价值观在作祟。他说：“喝一次茶要多少钱？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
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2月19日《新快报》) “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曾先生的大论一出，笔者不禁哑然，为其“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畏气概所震撼；更不禁毛骨悚然，为其“何不食肉糜式”的言论所悲冷。
在当下的中国，说看病不难，说看病不贵，如果不是刻意失明，就是故意失德；如果不是秀逗了，就说明言者是从火星上来的，根本不了解民生多艰。医疗、教育、住房这三大民生难题，早就被坊间愤恨地譬喻为新三座大山，坊间早就达成共识。揆诸民间的一些顺口溜，我们就有一番酸痛的认知，比如：
“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不怕穷，就怕病”；“救护车一响，两条猪白养”；“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住院一次，破产一次”；“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一人得病，几代受穷”；“致富十年功，大病一日穷”；“兢兢业业五十年，一场病回到解放前”。
再来看畸高药价对老百姓的巨大伤害，“小病硬扛，大病等死”；“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小病不用看，大病没钱看”；“小病拖，大病挨，到死还不能往医院抬”；“癌症患者——一半是被病本身吓死的，一半是被天价的治疗费吓死的。”作家史铁生在开始接受透析后，就不止一次慨叹：“享受到这项治疗后才知道，有钱，人就还能活着；没钱，人就只有去死。”
看病难不难，贵不贵，底层百姓最有发言权。顺口溜来源于民间，是最原生态的国人心声，它们集中反映了民生多艰，反映了生存焦虑，也反映了国人对看病难、看病贵的愤恨以及对要求改变看病难、看病贵的强烈愿望。如果再检视因看病难、看病贵的悲剧，可谓举不胜举，令人骨折心惊。比如，有的人因看不起病，被直接送望火葬厂；比如，有的人因没钱看病，惨死在医院里；有的人没钱看病，忍受不了痛楚，一死了之……
看病难，看病贵在高层当中亦是共识，就连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高强，在全国两会上也曾深恶痛绝地说：“虚高药价简直就是对百姓的生吞活剥”。
看病难、看病贵绝不能回避。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鼓励社会参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可以说，在当下的中国，谁要否认看病难、看病贵，就是对看不起病的人一种言论挑衅，也是对他们一种智商侮辱。
曾其毅说，国外看病是个人、国家和雇主各出一部分，中国是全部由病人自己出，所以觉得看病贵。保持这种逻辑关系，不正说明在中国看病贵吗？看病贵的背后隐匿着制度因素，这是显然。基于此，就更需要进行彻底的医疗体制改革。但是，在医改尚未真正启动之际，看病难、看病贵是不争的事实。
曾其毅说：“喝一次茶要多少钱？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把看病难、看病贵扯到国人的价值观，同样极富“创见”，却打错了靶子。请问，有谁能买得了汽车，有多少人能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而为花一百多看病觉得贵？事实上，认为花一百多看病觉得贵的人往往不是买得起汽车的人。同时，我们看到，即便腰缠万贯者、家道殷实者，也同样感叹看病贵，其看病经历也同样凸显看病贵，曾经“天价医疗费”闹出轩然大波不正是显证吗？
在公民发言时代，谁都有说话的权利，即便他大放厥词。探求曾先生的身份，就会对曾先生的言论表示了基本的“理解”。曾先生是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这种角色定位势必决定了他的发言具有强烈的利益集团色彩；同时，曾先生是政协委员，这就决定了他要为该集团利益代言。将思绪延宕开来，一些代表，一些委员常常发表令人惊诧的言论实属必然，比如有政协委员声称收红包“会使医患关系更和谐”，“医生的劳动太廉价了，医生没有合理的收入”，“治疗前和治疗后，红包性质不一样”……应该说，在利益博弈时代，出现此类情况一点也不让人奇怪，他们必然要利用身份、利用职务维护自身利益。
学者孙立平认为，近些年来，利益已经成为扭曲改革的一个基本因素。在利益扭曲机制的作用之下，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 或财富掠夺的战争。
其实，在看病难、看病贵已是基本常识的现实语境下，我们所需应对的是，当一些官员利用自身力量捍卫自身利益，甚至损害公共利益，扭曲改革时，普通无发言权的公民该怎么办？（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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