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是中国官场的另类标签，其标签效应，也随他升迁一次次放大。2月14日，已是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在讲话中要求，各县市区、各部门“一把手”，要在新闻媒体上公开亮相，作出承诺，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群众监督。两天后，昆明媒体纷纷用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这份公开的昆明官员通讯录很快销售一空，仇和新政的气象开始在春城流布。

    旧式的官民视野之中，仇和之于昆明，必同清官之于百姓，厉令亲民的举动，也颇有如沐春风之幸。官威何其大，见官何其难，仇书记要让官员们站到台前，于是就有了公开的官员通讯录，就有了脱销的报纸。仇和甫一出手，刷新的便是整座城市的官民记忆，但毕竟也只是公布了官员电话而已。深谙现实艰困的媒体和民众，难道真掂不出几个电话号码于今日破局的分量和意义？什么样的价值坐标和政治语境里，这竟会成为一座城市的幸事和一个社会的话题？

    仇和调任昆明时间尚短，藉此一举而声名愈盛。他理应得到掌声。并不是所有的政绩和作秀，都是可鄙的官场垃圾，那些体现选民意志的政绩和作秀，显然就可以被允许甚至受鼓励。即使只是偶尔合意的小概率事件，仇和新政的意义也相当积极。它表明，更大的权力，如何可能成就更大的机会，即使官场有千人诺诺的存在，一士谔谔的价值，仍是难能可贵。英雄主义的官员个人，如何找寻历史的机会，获得进取的合力，仇和不过以他一贯的铁腕作风，于暗淡现实中放出生气。这点榜样，勇气和眼光堪称俱佳。

    仇和新政的偏狭和困境当然也显见。在更远的宪政理想中，仇和的价值可能微渺，但在未能彻底改变权力的一言堂之前，进步的一言堂也应该承认有其价值，在未能根本改变官本位之前，进取的官本位也应有其积极意义。仇和新政，未有脱出长官意志推动的旧有路数，但其不止步于平庸，努力掘出新路的胆识和作为，尤为重要的是，在某些历史方向上的与民同路，都是仇和于当前政治的标签意义。

    然而，如果追问，谁制造了仇和和他的“铁腕”，制度的流水线又能否复制得出更多仇和式的新政人物？答案却是飘忽茫然。作为官员的仇和，其行为风格的背后，制度的刚性驱动极其少，个性与经历的本能驱动极其多。昆明市民的幸运，正是建立在与一个人的相遇，而不是与一个官员的相遇之上。仇和新政的光亮，是以更灰蒙的官场现实为大幕而放射。这仅得的光亮，还请他坚持。(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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