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判定新闻报道可能产生什么影响的权力交给少数人，这种简单化的管理方式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这少数人的判断一定符合实际情况，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在这少数人中，会不会有极少数人以权谋私，把虽然符合人民根本利益，但却可能不利于他们自己、不利于某些特殊群体的报道一概认定为"负面报道"而严加封杀呢？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少三近日在与新闻界人士恳谈时认为，有人把批评报道称为“负面报道”，但所谓的“负面报道”不等于负面影响，善意的、适当的和负责任的“负面报道”，对改进我们的工作很有好处，能及时提醒和帮助我们看到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没有什么不好。(《人民日报》2月15日)
郑少三是最新一位公开为“负面报道”正名的高官。此前，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说过，“说我们的不好就是负面消息吗？不是。判定报道的正面负面问题，应该从是否有利于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来考虑。”原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张铭清去年在报上撰文，认为“把新闻分成‘正面’、‘负面’不仅不科学，而且有害。新闻的本质是事实，而‘正’‘负’之分则含有价值判断。既然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报道事实的新闻怎能因个人好恶而被贴上‘正’‘负’的标签呢？”在笔者看来，多名官员不约而同对“负面报道”之说进行严肃反思绝非偶然，现在该是对这个问题来一个“总清算”的时候了。
诚如郑少三所言，“负面报道”绝不等于负面影响，而长期以来一些人习惯于把新闻分为“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简单地、想当然地认为，凡是“报喜”的报道，必然产生正面的影响，所以是“正面报道”；凡是“报忧”的报道，必然产生不好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是“负面报道”。这种推理不但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犯了将两个事物简单等同的逻辑错误)，而且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报喜”的报道并非一定产生好的影响，“报忧”的报道并非一定产生不好的影响。
既然“负面报道”之说来源于对报道所产生影响的认定，那么另一个问题是，谁有权认定一篇报道所产生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呢？以2003年媒体对SARS的报道为例，在4月20日之前，某些人一定认为，有关SARS的真实情况一旦披露出去，必将产生负面的甚至灾难性的影响，所以，对SARS的瞒报就是“正面报道”，如实披露SARS反而成了“负面报道”！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认定是十分错误的，也是十分有害的。这说明，将判定新闻报道可能产生什么影响的权力交给少数人，这种简单化的管理方式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这少数人的判断一定符合实际情况，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在这少数人中，会不会有极少数人以权谋私，把虽然符合人民根本利益，但却可能不利于他们自己、不利于某些特殊群体的报道一概认定为“负面报道”而严加封杀呢？
总而言之将新闻报道分为“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其危害有三。一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科学管理的精神，导致对新闻媒体的管理日渐简单化、傻瓜化；二是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助长了媒体“报喜不报忧”的不良倾向，侵犯了媒体的采访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第三，更恶劣的是，如张铭清所说，一些腐败官员为掩盖自己的丑行，把“负面报道”当成自己防守的盾牌和以攻为守的帽子和棍子。
媒体的报道是一回事，媒体的报道所产生的影响又是一回事；判断媒体报道所产生的影响，也绝不像某些人大笔一挥就认定“正面”、“负面”那样简单。将媒体的报道与其可能产生的影响混为一谈，炮制出一个“负面报道”的概念作为管理的法宝，如此简单粗暴愚不可及的做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应该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了。■潘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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