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林毅夫被证实将担任世界银行“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有不少观点认为此事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莫大的关联，此举将加强世行与中国政府的联系，并将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但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固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林毅夫本人的思想符合世界银行一贯的操作思路所致。

    世界银行作为一个世界性组织，不是银行，而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一。其工作的重点是实现联合国成员国于2000年达成的新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的减贫工作上。那么林毅夫的经济学思想中到底有哪些是世行看重的呢？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第一波高潮是大量乡镇企业，红帽子的集体企业和个体户的涌现，是对产权至上论的绝佳注释。一直到“郎咸平风暴”，人们大规模反思产权至上论带来的问题。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张维迎、周其仁等经济学家就已经指出了“国有制无效论”，但林毅夫对此观点有所保留。林毅夫认为，如果市场环境完善同时企业能获取利润的话，那么产权形式并不是主要的，因为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国内对林毅夫经济思想总结较为精到的文章，《林毅夫：从自生能力到新农村运动》（羽良著）一文总结道：产权是否私有与企业自生能力并无充分必要的关系，“市场先于产权”是“企业自生能力”这一理论成立的前提。更进一步，林毅夫将“企业自生能力”同一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概念结合起来，认为“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而定。”

    事实上，林毅夫与张维迎等人的区别在于，“市场完备条件下的自生能力论”比“私有产权条件下的市场有效论”为政府的腾挪转移留出了更多的空间。“企业自生能力”不强调私有产权，从而为政府主导经济和产业政策，乃至为国有企业强势参与市场竞争预留了充分的接口。其后，国资委的成立和发改委的升级，也为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留下了空间。羽良先生指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理论为国有企业的再造并重获经济领域主导地位，提供了最实际的理论和政策支援。

    从自生能力的观点出发，林毅夫对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看法也并不指向土地产权问题，而是认为国家通过财政在广大农村也大有可为，例如可以通过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提供来拉动农村的内需。不管是企业自生能力还是新农村建设的相关论述，林毅夫都为政府留下了极大的操作空间。这也是林毅夫的理论容易被接受的理由之一。

    依靠政府，正是世界银行一贯的思路，林毅夫的理论正好符合世界银行的运作思路。甚至这种强调政府作用的理论，在法律体系执行效率低下和体制改革没有进一步推动的情况下，长期来看是不是有利于中国贫富差距的缩小，依旧是存在疑问的。因此，即便林毅夫成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并且通过其思想影响了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运作思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中偏重政府的力量，就可能会忽视启动地方底层的资源和力量。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看法，衡量经济成就的标准应该从效率标准转向自由标准。尽管从效率上看，林毅夫提出的政府在新农村建设大有可为的做法可能对经济发展也非常有效率，但“以自由看待发展”，发动地方本身的资源，扩展底层老百姓的选择是更为重要的。□李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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